迟福林：二次转型的关键是政府转型

◆经济导报记者 曹凤芹　　在12日举行的齐鲁大讲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称，应大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十二五”改革，以实现促进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十一五’规划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尚未有实质性突破；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有所强化。”而这些，都需要在“十二五”率先突围。　　政府转型决定“十二五”改革全局　　“第一次改革主线是体制转轨，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经济总量。第二次改革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型，目标是形成促进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实现民富国强。”迟福林表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对后30年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其中的关键是政府转型。”　　那么，从2003年就已经提出的政府转型，为什么到今天依旧转不了？迟福林表示，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政府转型和政府的自身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这就加大了政府转型的难度。“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而结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会否取得突破，或者说制定好的规划能不能实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转型方面是否有所突破。　　迟福林说，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民众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产品上的需求飞速增长。“公共产品供给与民众的消费倾向密切相关，如果不推进转型，民众消费倾向将无法改变，未来中国经济也就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迟福林说。　　迟福林认为，当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原因在于“政府责任不到位和包揽过多并存，该管的没有管到位，该放的没有真正放下去，发挥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和民间资本的作用不够，活力不足。”　　在公共服务中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迟福林认为，社会需求是多层次和多样性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应该区分“基本”和“非基本”。政府保障的是“基本”，“非基本”部分能够由社会和市场提供的，要切实交给社会和市场，政府履行好监管责任。　　“政府转型决定‘十二五’改革全局。”迟福林分析说，政府转型应该是“总抓手”、“牛鼻子”，这涉及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中央地方的博弈等多个方面。　　因此，迟福林建议，以缓解收入差距为目标，“十二五”初期要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进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　　在推进行政区域体制改革中，应推进财政上的“省直管县”向行政上的“省直管县”过渡；将发展潜力非常大的大城市增设为直辖市，将部分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增设为副省级城市。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县改市或改区。继续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探索实行在大部门体制内部分离决策部门的执行职责。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执行权，建立执行机构。强化监督权，成立独立的监督委员会。　　以城市化为重点，推动城乡一体化　　未来5-10年，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以城市化为重点推动城乡一体化，还是以城乡一体化为重点促进城市化？迟福林认为，以城市化为重点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　　迟福林分析认为，从实际情况看，城市化水平与地区城乡差距成反比。城市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大城市发展的实践，不支持“城市越大，贫富差距越大”、“城市越大、城乡差距越大”的观点。　　迟福林表示，计划经济时代“反城市化”政策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依然存在，且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失衡日趋明显，最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不同的公共服务制度。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7175元和5153元，相差2.33倍；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5%和41%，相差4.5个百分点。与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超过15000元和恩格尔系数总体低于40%仍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近几年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从总体来看，农村居民依然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因此，“十二五”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走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健康城市化道路，着力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为城市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迟福林说，“十二五”城市化进程中突出的问题是两亿农民工如何市民化。“十二五”时期，土地的集约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要同步推进，要“让有条件的农民成为市民”。迟福林表示，未来3-5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应当让“农民工”3个字成为历史。因此，需要尽快改革户籍、土地、社会福利等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