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制造业大国，在工业4.0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德国正在网络安全领域寻求合作共赢的可能。
2015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与中国总理李克强达成一致，筹备一份中德网络安全协议。按照约定，这份协议将于今年年中中德政府磋商期间定稿，主要内容包括控制网络经济间谍，在出现网络间谍等情况时构建争端解决机制等。
达成网络安全协议这个想法，中德之间最早是谁提出的？为什么选这样一个时间点？德方有什么考量？与美国、日本相比，德国工业4.0的特点是什么？中国与德国在工业4.0领域能有怎样的合作？财新记者近日专访了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
财新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中德网络安全协议的主要内容？谈判现状如何？下一步是什么？
柯慕贤：2015年10月3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与中国总理李克强达成一致，筹备一份中德网络安全协议，以中美协议作为先例。按照约定，这份协议将于今年年中中德政府磋商期间定稿。
协议包括两方面主要内容：一是控制网络经济间谍，二是构建争端解决机制，比如当出现网络间谍案时。
财新记者：达成网络安全协议这个想法，中德之间最早是谁向谁提出的？为什么选这样一个时间点？
柯慕贤：这份协议的构想是在默克尔访华期间，由德方向中方提出的。过去几年间，针对德国企业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上升，尤其网络间谍的出现令我们很担忧。
德方强调网络和数据安全的另一个理由是，随着工业4.0，即工业数据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将见证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工业数据量。举例来说，一辆汽车如果要实现自动驾驶，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测量与其他车的间距，分析路况，评估交通拥堵状况以设计路线等等。由此可见整个工业数据化需要的数据量，这就是为什么网络和数据安全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
财新记者：这份协议现在谈判进行到什么阶段？
柯慕贤：我们敦促中方能尽快指定一位谈判者，使谈判能尽快展开。
财新记者：苹果公司和美国政府就苹果是否应当交出iPhone手机密钥，配合反恐调查产生争议。你觉得政府该如何在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作出平衡？
柯慕贤：世界上所有政府都应当在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之间作出平衡。政府可能会想对保护个人信息作出限制，比如以反恐为名义。但是如果政府只关注安全，将影响商业和创新。
举例来说，如果对投资中国感兴趣的德国企业被要求把服务器放在中国，交出密钥，他们很有可能会寻找其他投资目的地。一些德国CEO告诉我，在工业4.0领域，他们很犹豫该不该在中国展开相关活动，主要的担忧就是数据安全。我们在与中国政府官员沟通时强调，网络安全法和其他与安全相关的举措将限制创新，需要考虑商业需求的客观存在。
财新记者：类似苹果公司和FBI的例子，在德国是否出现过？
柯慕贤：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在德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非常关注。政府想要获取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需受到严格的第三方监督。这个第三方指的是议会中不受政府控制的相关委员会、独立的法庭等。
在德国，个人有权知道哪些个人信息被政府所记录；如果是被非法记录，个人有权要求删除。
财新记者：近期中国似乎对德国工业4.0进程很感兴趣，你在中国是否收到类似反馈？
柯慕贤：确实，中国对工业4.0有很大兴趣。很多中国投资的目标是工业4.0，这与中国政府鼓励对高科技和创新产业的投资有关。工业4.0大概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概念，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工业4.0领域都比较领先，引领了工业数据化。
中国与德国在经济结构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我们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工业在GDP中占比很高。这使得我们双方在工业4.0领域有许多共通之处。
财新记者：中德政府间对于工业4.0有没有展开接触，讨论合作的可能？
柯慕贤：两国在政府层面对于工业4.0有很多接触，比如就合作框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概念是相容的，在很多领域有重合。我认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工业数字化是未来工业竞争力的关键，在这一领域不能抢得先机可能意味着大幅落后。
财新记者：与美国和日本相比，德国工业4.0的特点是什么？
柯慕贤：让我以车为例。美国在IT领域非常强，网络巨头谷歌据说要制造汽车。这辆车将以谷歌的IT技术为基础，传统制造业比如制造车身等只是作为谷歌IT技术的辅助。德国的角度不同。我们制造业很强。我们会把现有的汽车制造知识作为基础，将IT技术融合进去。
最终，在数字化制造领域领先的国家将设定未来的标准。中国和德国有相似的经济结构，都有很强的制造业，可以双方联手，制定标准。德国有人质疑为什么要与中国在工业4.0上合作，我们是竞争对手，这样做有可能会帮助中国企业大败德国企业。这可能是对的，但同时我们还在和美国竞争。与中国合作的优势在于，首先，我们有相似的工业数字化切入点；其次，中国有着比德国更大的市场规模，德国有8200万消费者，中国有1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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