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施小计 讨回了那2.5万的欠款

原文如下： 2000年5月，我同上海奉贤县一位私营老板打了一场讨债官司。 1996年始，我向上海奉贤邵厂镇某工具厂的张某供应一种粉末冶金小伞齿轮，每年大约只有5-6万元业务。他厂虽小，但因地理位置好，规模也不小，又比较正规，当时效益还是不错的。 按常规，开始也是看过样品签了合同，后来熟了就不签合同了,按他电话发货，之后开票过去便付款，很及时很正常。我评价他为人也很本份，我还为此大发感慨：人家到底是大城市，经济发达,观念就是不一样，这生意做起真爽！ 可是到了第3年的最后一批货，2.5万元，我开票后他总是推三拖四近一年不付，而且也不要货了。我因此起了疑心，跑去一看，原来他是嫌这个产品利润太低，准备下马而做别的产品,所以才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肯付款。我预计这2.5万元可能会打水漂。 1999年10月，我去扬州办事，在上海转车，特地去讨了一回账。 上海离奉贤好远,奉贤离邵厂又不近，我从上海西天刚亮就起来赶路，七转八转,到上午11点才好不容易赶到他办公室。这不，还没等我坐上3分钟，他就说镇上领导找他有事，叫我先在办公室坐一会,他说马上就回来。说完他开起桑塔纳就走了！ 我趁等他之机就去他车间四处参观,也无人管。我见他正在大力生产麻花钻头，生产井井有条，一片繁忙。于是我暗自庆幸，我这钱应该不会打水漂！ 我打了2次手机，问他在哪？他说在乡政府，马上就回。可到12点多，仍不见他回厂,他的职工都下班吃饭去了。我以为会有人喊我吃饭，等了一会全无动静，我只好自己去解决肚皮问题。于是便出厂找饭馆。 邵厂那镇可不小。这个工具厂在镇里的工业区,地面较大,饭馆很远,又无摩托可乘,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个小店。上海菜又甜又咸，我吃不惯,只要了一碗面条，上面放了好大一块回锅肉！那时我40多岁，对肉很感兴趣，另外再要了2块大肉！ 饿极了，三两下便吃完那碗面，过后才发现已被蚊子咬得奇痒无比！上海10月的蚊子怎么那么大？真的“3个蚊子一盘莱”呢！那地方,再好我也待不得。 吃完后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他们厂应上班了，我又打手机,发现他关机了,可是我还得去碰他。 于是跑到他厂门口附近，找到一修车店老板，问工具厂张老板住在哪里？他很仔细地告诉了我。 因张是当地人，还有点名气。他住的不远，有一拣别墅似的小楼,红瓦白墙，欧式风格。可当我刚走到小楼铁门外，正准备呼喊张某时，一条100多斤重的大狼狗“呼-”地一下窜上铁门，差一点点咬到我敲门的手,吓得我赶紧离开铁门三四米！ 这时，一位妇人懒懒地走出来向我喊：“他没回来，你走吧！”其他的“阿拉阿拉”我也听不懂了。 我伸头往里探了探，果真不见他车子,可能真没回家吧？于是我只好离开。 我又找到了乡政府,可乡政府的人告诉我说：这张老板压根就没来！这时我才如梦般惊醒：我被这个沉默寡言的、貌似忠厚的中年人耍了！心中一股闷气油然不竞而升,我预感又有一个打官要打了！ 我转回身再次来到他厂,这回我反而平静了！ 他仍没回,也不露脸,我叫她会计同他打通了手机。他说他到上海去了！我接过话筒很平静地说了几句：我说我今天不完全是为了拿钱，主要是来拜访你一下马上就走,想看还有什么新业务可做。 我老江湖似的打了一通哈哈，他巴不得我这外地人这么“窝囊而友好”，便放心地办他的事去了。 其实我当时心情差极了,恨不得在电话里大骂这孙子！我被当了猴耍，又被大蚊子叮得两腿起庖，还差点被狗咬！可是我是在异地他乡呀，只能强忍,而且我也想当面麻痹一下他那女会计。因为我还要利用她做一件事情。 正如我前文(讨债经历之一)所讲：我又需要弄一张欠款条！ 放下电话，我大咧咧地对女会计说：我同你老板讲好了，反正我们今后还要做生意的，这次没钱没关系，春节给我便成。不过请你财务上打个欠条给我，因我们是合伙企业，财务管理很严，我对财务上也要有个交代。 她先是不肯，说反正你开了发票，财务上有账可查，这是抹不掉的(她讲的也对，开了票便入了账，是否认不了，但立案条件稍差些)。可能老板也没特别交代吧？最后在我再三要求下她还是开了，并且我叫她盖了财务公章。她照办了，于是我揣上条子马上走人。 回厂后，我在电话中只是怪他不该溜了，太不够意思了等等之类，还款的事叫他自己掌握,年底给我便行了,他道歉并答应了。 但春节前我打了好多电话仍不见一文！ 后来我也懒得同他磨叽浪费我电话费，干脆告诉他我准备起诉。他说随你便，便把电话重重地挂了,双方再也不联系了。 我很纳闷：他那时房子车子厂子都有了，又那么好的生意，这才2万多元呢，为何就不想还债呢？为何这么不顾及自己的企业形象呢？我很不理解,心中也很不平衡,这人水平也太低了点！我当时就想,我要是到了他那档次，我决不会欠供应商一文货款！(现在我可以向全世界宣布：我已做到了)。 这么一想，我就决定再打一个异地官司！ 我知道我这2.5万元一定可以到手。因为法律事实很清楚，加上上海是发达地区，应该没有什么地方保护主义,法制环境一定较好。于是,在2005年4月我又利用去上海办事之便,向奉贤县人民法院交上了起诉书。我也想申请财产保全，法官说钱不多没必要，只要另交80元工商信息查验费便成了。 终于，在2000年5月16日，他带个乡干部，我带个助手，我们双方在奉贤法院见面了。因有欠据，无须废话，也无须调查取证，一切按程式进行。 我又同意了法院的提出的调解
意见：他还钱,我承担讼费(才400多元)，《调解书》规定于当月底之前将款一次电汇给我。 我离开法院时想套点近乎送一条中华烟给法官，可法官硬是不要。他说上海的办案作风不同于内地，不兴这个。你们外地人讨债不易，不用你再跑了，你的款如果他月底未付给你，你就打个电话给我们，今年正好是“法制年”，我们保证有办法叫他付给你！ 谢天谢地，天下乌鸦竟没有全黑掉,共产党干部竟然没有全烂掉！我听后十分感激,于是我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不用再多说，我那2.5万元又顺利地讨回来了！ 我由此得出一条经验：在沿海发达地区，只要你的客户工商执照等齐备、又有一定规模,就可放心做业务,因为这些地区的法制环境相对好一些。但在内地欠发达地区就要相当谨慎了！关于这个，我会在续集“讨债经历之三”中详细介绍我在河南淅川的经历,那是我创业中耗费精力最多、损失最重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