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浙江经济雪上加霜

一些市县政府内部预测，当地今年GDP增幅，将可能因此削减0.5％。　　本刊记者 张玲玲 倪轶容　　9月21日， 36℃的高温天气，浙江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整个办公大楼，没有一间房间开着空调。坐下只一会儿，汗珠便从该企业负责人萧南剑（化名）的脸上滚落下来。“8月初开始就全面限电限产，这给企业造成很多麻烦。”他拿出两份文件，一份是《长兴县政府专题研究节能减排工作》，另一份则是关于该企业内部限电的通知。　　至此，浙江长兴县政府的“超常规限电措施”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当地的工业企业则遭受着严苛的限电措施，不少企业的用电负荷用电额度比正常所需压减至1/3甚至更多。这一场“全民参与，立即行动”的节电运动，将持续到年底。县长章根明公开解释为“非常时期，非常任务，非常之举”。　　以上这幕仅仅是目前浙江工业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这无疑给近年持续回落、今年稍有回升的浙江经济又一次带来冲击！　　浙江省在长三角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自2003年达到33.4%以来，正逐年下降。2001年至2008年间，浙江经济增速从全国第6位跌至22位，工业增速自2004年6月至今持续下滑。2010年第一季度，浙江经济增幅仅为5.4%。　　这是浙江经济罕见的低谷。浙江省正面临被挤出中国经济发展第一方阵的险境。一度为浙江经济发展支柱的浙江制造正逐渐失守。　　“浙江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下沉，是新五年规划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国家发改委专家陈建军表示。　　十年间，浙企屡屡遭遇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土地供应量匮乏、煤炭储量告急等“致命伤”，始料未及的拉闸限电让伤痕累累的浙江制造再度雪上加霜。　　长兴之怪现象　　长兴是湖州的工业大县，能耗占到湖州的40%。长兴的这一轮席卷了医院、酒店、商场甚至幼儿园和地方行政单位的限电风暴，首当其冲的便是企业。自8月以来，长兴县将用电配额详细分至每个用电单位，有些单位甚至每天用电都被作了细致界定。当地知情人士告诉《浙商》记者：“8月10日至9月30日，长兴所有地区的全部企业，每周停三开四。用电指标由县里下放到乡镇，由乡镇自己调节。”　　限电的代价是工业生产的停顿——那意味着GDP的停顿。在长兴县，政府内部的测算是，当地今年GDP的增幅，将可能因此削减0.5％。　　长兴处境并非孤例。“今年只剩三个月，你有什么办法？”浙江省经信委一名官员表示。对于基层官员而言，随着最后期限的逼近，完成节能减排目标成了现阶段最大的任务，甚至排在GDP增长之前。　　在湖州市经委能源处处长张新兴看来，这场节能运动如从年初开始原可以轻松实现——长兴过去四年全都超额完成浙江省政府下达的节能降耗任务，单位GDP能耗已累计下降了17.66％。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十一五”节能目标浙江省已完成85.42%。　　实际上，对于在金融危机中泥足深陷的浙江各级政府来说，上半年的首要任务是不遗余力推项目上马。这一年，被湖州市政府定为项目推进年，并取得良好效果。　　上半年，湖州规模以上企业增幅达25.4%，4万亿元刺激政策拉动效应正开始显现。经济回暖也使得企业开工率大幅提高。“这样的增幅已经10多年未见。”张表示。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用电也增长了20.8%。　　7月29日浙江省节能减排电视电话会议之后，高强度的限电措施在各地陆续实施，地方政府调控压力陡现。这样“前后变脸”的尴尬状况让地方政府也颇为难。张新兴举例说，上半年他尚在为一家企业奔走协调供电问题，敦促其尽早开工；但下半年却得通知，该企业不予供电。　　企业雪上加霜　　原本是制造业旺季的八九月，正被节能减排的战役击得七零八落。绍兴一家民营纺织企业负责人称，断断续续的开工使得自己的很多外单无法交付。“丢掉一个订单是小事。如果对企业信誉造成影响，则是一连串的订单被取消。”　　在嘉兴，一个工业强镇的党委书记感叹道，过去都是农民上访，现在办公大楼里坐满了“上访”要电的企业老板。　　尽管浙江省政府正酝酿着对企业限电的补贴政策，但企业显然并不领情。嘉兴一家服装厂反问：“失去的订单能补得回来吗？“　　长兴另外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建议道：“是不是可以按照上个季度的纳税额，来进行用电配额。”“至少要保证那些纳税多、产能效率高的企业能正常运转吧？”他说。　　但据《浙商》记者了解，浙江省有关方面不久前亦有进京向国务院陈情，希望考虑浙江民营企业实际困难等因素，能够适度放松，但是他们得到的答案是“这个口子不能开”。　　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政策曾让许多地方建设项目纷纷落马，导致民资变作游资，羁马难收；而这一轮的限电风暴则让刚缓过气的浙企再次陷入绝境，同时也使得企业被迫向中西部转移阵地，让浙江经济再遇困境。　　缺水、缺电、缺地是悬挂在浙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萧南剑表示，为了缓解长兴地区用电限制带来的困境，自己只好在外地的分厂，比如江苏、安徽等不限电的地区，加大产量。　　失落的浙江制造？　　在1978年至2001年之间，浙江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增速居全国之首。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由38%到43.8%，一度起着支柱作用。　　但这几年，浙江较低投资增长中，制造业比重也很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指出，浙江“十一五”规划中的重大建设项目中产业类项目比重占13%，近三年制造业投资比重较之江苏、山东低8-10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双重交困，导致浙江企业一度进退失据。不少民资从制造业撤退，造成当地产业“空心化”和资金热钱化。　　“仅凭做实业的微薄利润难以支撑企业长期持续发展。”温州当地一名鞋企负责人告诉《浙商》记者：“几个转型升级中的企业亦是步履维艰。”　　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曾告诉《浙商》记者，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企业，已从鼎盛时期的500多家减缩到目前的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尚在专心经营，“一些企业，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 在最近发布的“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甚至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浙江制造业后劲问题一直被浙江决策层关注，而这一轮的节能减排让浙企转型再上议程。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柳博隽告诫说：“产业调控稍有不慎，便恐有止步不前甚至倒退之虞。”　　或许，浙江经济真正痛苦的转型期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