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难解奶源规模化陷入迷局

从三聚氰胺到添加牛尿传闻，奶源问题一直是困挠乳企的危情。日前，一则“奶农抗议并把鲜奶倾倒在光明乳业工厂门口”的新闻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据了解，此事源于光明拒收散户奶农的牛奶。　　“三聚氰胺事件”后，各大乳企在奶源建设上不惜重金，“不收散奶”也成为各家企业标榜奶源安全性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广州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则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放炮称，散户奶农利益被侵的同时，国内的奶源结构并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提升，目前国内仍有高达67%的奶源，出自100头以下的非规模化散户奶农。而部分乳企宣称的80%奶源来自规模化牧场，数据则存“注水”嫌疑。　　从安全性的角度，奶源规模化已是行业的必然趋势。但究竟如何规模化？国内的乳业大佬们，也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　　拒收散户奶　　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即已在公司内部下达死命令，“把这5％的散奶全部砍掉”。　　“倒奶”事件源于一条短信。5月15日，湖南多位奶农先后收到短信，“接光明乳业通知，明天不会收鲜奶了”。次日，这些奶农即载着鲜奶驱车赶往湖南光明乳品有限公司，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一怒之下，这些奶农将鲜奶倒在了该公司的工厂门前。　　据奶农介绍，其之前曾与湖南派派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期的鲜牛奶购销合作合同，之后派派公司的牛奶业务被光明乳品收购，这些奶农们认为光明乳品应继续收购他们的牛奶。由于缺乏必要的冷链设备，这些鲜奶被拒收后，也已无载回去的必要了。　　据湖南光明乳品有限公司方面介绍，由于散户奶农很难监管，该公司早已决定全面停止收购散户奶源。其新收购的派派食品公司虽之前曾与奶农们签订过购奶合同，但该合同已于2011年12月到期。为了减少奶农们的损失，公司还设置了一个缓冲期，但公司的决定难以被散户奶农们理解。　　光明乳业总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光明乳业的全国奶源结构由规模牧场、承包租赁的养殖小区牧场和散奶组成，其中自营规模牧场和合作规模牧场占奶源结构的绝大部分，散奶只占5％左右。　　据称，“三聚氰胺事件”后，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即已在公司内部下达死命令，“把这5％的散奶全部砍掉”。如果奶源不能得到保障，宁可不建新工厂，不扩大生产规模。　　拒收散户奶的并非光明一家。2008年之后，伊利和蒙牛也开始对散户奶源慎之又慎，在湖北、内蒙古等地，之前也都曾出现过因鲜奶被乳企拒收，奶农们愤而倒奶的情况。“散户在奶牛的选种、科学喂养、饲料合理搭配等方面都缺乏指导，容易造成奶牛低产奶源低质。”王丁棉向记者表示，此外，由于散户多采用人工挤奶方式，容易造成原奶微生物超标等质量安全问题。散户奶源逐渐被淘汰，也将是行业趋势。　　奶源建设大跃进　　王丁棉认为，目前部分乳企公布的奶源数据，存在“注水”的可能。　　在王丁棉看来，“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国内的乳企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前是乳企标榜“公司+农户”的产业模式。但“三聚氰胺事件”的爆发，恰恰证明乳企与农户之间长期不稳定的合同买卖关系，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国内各大乳企开始集体奔向另一个“极端”，即投巨资自建牧场，抛弃散户奶源。　　近年来，各大乳企在奶源方面均不惜重金。以伊利为例，其曾高调宣布，仅2011年在奶源建设方面投资即达14亿元。而据蒙牛乳业年报显示，蒙牛乳业已在奶源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超过40亿元，参股、合建了14座万头以上超大型现代牧场，其未来还将继续参与建设20～30座超大型牧场。　　光明乳业在奶源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据了解，2012年年底之前，光明在武汉投资1.3亿元建设的“生态示范牧场”将竣工投产，可饲养奶牛3000头，年产鲜乳1.3多万吨。光明乳业的股东上海牛奶集团也在苏北布局了一个4万头规模的海丰牧场，已经初期投产，目前存栏牛突破1万头。　　蒙牛亦宣布，其牧场化和规模化奶源已于2011年提升至80%，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34%。　　王丁棉提供的另一项中国奶协的调研数据显示，全国100头奶牛以上的规模化奶源，目前只占总比例的33%，其他奶源则全部来自100头以下的散户奶农。“这么大比重的奶源去向何处了？还是几大乳企。”王丁棉认为，目前部分乳企公布的奶源数据，存在“注水”的可能。　　同处乳业三甲的光明乳业，则是由于其母公司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牛奶集团近年来一直在新增大型奶源基地，加上近年来其不断有离职高管出去建中小型奶源基地，且这些奶源基地与光明乳业多有股权合作，所以其规模化奶源供应相对稳定。　　此外，三聚氰胺后，各大乳企确实已经避开了从散户奶农处直接收购奶源，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收奶站还在，由其负责从散户奶农处收集奶源，并集中运往各大乳企。“这样的结果是，收奶站有了更大的空间去压低收购价格，最终坑害的只是散户奶农的利益。”王丁棉说。　　模式难题　　从奶源安全性的角度，规模化是必须的。但在具体怎样做到规模化的问题上，几大乳企都陷入了误区。　　“即使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乳企也没必要100%自建奶源。”乳业专家、上海壹言商务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汤志庆表示，奶源一定要抓，但是自建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可以考虑。自建奶源投资太过巨大，会影响到企业的扩张速度。从国情看，乳企自建约20%的奶源，其余由第三方的规模化牧场完成，则会相对合理。　　国内自建奶源大潮中，飞鹤成为了首个退出者。2011年8月，在坚持两年后，飞鹤国际宣布将以1.318亿美元出售旗下位于黑龙江的两家牧场全部股权，由当地的社会资本接手，自己不再拥有自建的牧场。　　2009年8月13日，飞鹤乳业以30美元／股的价格，向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定向增发210万普通股，融资6300万美元。在飞鹤原先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未来5年，飞鹤要建成10个欧美国际示范牧场，仅仅这10个牧场飞鹤就要投入30多亿元。但其很快陷入了增长困局，在随后的2010年2季度出现2057万美元的巨亏。　　“从奶源安全性的角度，规模化是必须的。但在具体怎样做到规模化的问题上，几大乳企都陷入了误区。”王丁棉表示，以飞鹤、蒙牛为例，其规模化的方向是“万头牧场”。但这一方面投资巨大，另一方面难以根本解除环境污染及疫情防治的问题，为未来的乳业环境亦埋下了新的“深水炸弹”。　　国内乳企采取的另一种规模化的方式，则是建立奶农社区，将散户奶农集中起来。奶农以奶牛入股奶联社，将奶牛放置于奶联社中由企业派专人饲养，奶农会在生产后期根据入股情况得到分红。相对于蒙牛的“万头牧场”，伊利采用的多为这种模式。　　但王丁棉表示，这种模式下，高度组织化的公司和分散的小农户间存在极大地信息和管理不对称，奶农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此外，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也导致公司与农户的合作缺乏稳定性。　　据记者采访了解，在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等区域，部分企业则在试点另一种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即公司以资金和设备入股，鼓励有经验的农户养殖200头以上的奶牛，形成公司与农户间的利益捆绑，再通过市场定价完成收购。　　“当一个农户只养两头牛的时候，他可能会弄虚作假，但他将全部身家押到了这200头牛身上后，你再让他造假，他自己也不敢造了。”郭本恒之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对这一模式颇为欣赏，并希望能够尽力推广这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