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本文隽语
■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就是功利主义态度；以考试为本位的教育是一种充满功利化倾向的教育；受电视网络影响下的人们会一代一代在审美情趣上不断退化，人们的个性越来越少，世俗生活会把人变成标准件一样。■为什么中国人一般说来比较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价值与人生态度?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出现了问题。■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特立独行者，就是追求人生的浪漫主义价值。
■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我们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立体感。
■如何培养我们特立独行的丰富的人生态度？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我们要尊重、理解、谅解并宽容我们生活中见到的那些在个性上具有独特性的人们。
【作
者简介】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大公报》特邀评论员,主治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与思想
史，先后应邀赴德国、瑞士、法国等大学讲学，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
战》，《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
中国变革》。
【编者按】就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追求物质生活以外的东西，比如步行旅游、冒险、学术研究等，国人却大多追求物质生活，成天谈论着买车买房、炒股炒基金和开公司的事。萧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根据萧教授的分析，该现象有其文化历史层面的原因，也有现代性层面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萧教授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要用一种浪漫情怀活出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而社会对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们要予以理解和宽容。
为什么有人会放弃常人的追求，而追求自己认定的价值、生活方式与思想？
今天我们集中讨论一个与我们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现代人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上，是不是越来越具有从众心理?我们是不是缺乏独特的精神追求与人生态度?
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则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
■从生活实例看中国人生活态度的同质化
这个问题还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首先提出来的。几年以前，我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他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华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华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几代以来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我们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大多是房子、股市、基金，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则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例如那位宜家全球总裁，这个瑞典老头可是世界首富，却始终开一部普通旧车上班。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不少西方人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然而，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颇为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例如，中国人购轿车，只要有条件，一定要购有气派的，其实，在巴黎大街上，大多数轿车都是小排量车，这是因为巴黎太拥挤，小型车最方便，在巴黎，人们很少想要通过购豪华轿车来体现自己的价值。甚至连日本人韩国人也比我们中国人在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些。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十年以前的情况甚至比现在还要好一些，当下中国的这种风气则越来越突出。
这又使我想起了前几年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后来她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任教，她在上海曾告诉我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她说，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说他们把自己追求的兴趣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
■与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不同，会被视为异类
我在日常生活中对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有着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且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只追求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绝不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所有的国人都会与这位市民一样做出同样的反应。我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
记得几年以前，电视中有一个《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成绩优良的湖南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读家长硬要他报考的土木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师、同学、甚至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在人们看来，成绩那么好，放弃考大学不是神经有问题是什么？七年前，郁郁寡欢的他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痛苦以及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件事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理工大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决不会有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这种一元价值观，在文革时期是如此，在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已。
特立独行者，并不是苦行者，而是一个苦中有乐者，或根本上就是一个游离于世俗生活之外的自得其乐者，他在精神上完全从世俗追求中解放出来。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精神上的动因或心理因素在支配着一个人去做出不同于常人的选择，而又乐在其中？我想，浪漫主义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特立独行者的精神上的支点。浪漫主义是对平庸世俗无趣味生活的反向运动。浪漫主义打动人心的理由，就在于人性对平庸的逆反心理，特立独行者，从更深一层看，就是追求人生的浪漫主义价值。在超越功利中获得强烈的人生美感，并经由这种人生美感而品尝到人生的另一种真实。这是一种摆脱了动物性的精神性的真实。它重审美而轻功利，在超越中获得人生的美感。正是这种浪漫主义价值态度，能够激发我们人类的超越性，激发我们创造的能力。
大一统对社会人格的同质化有要求；科举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价值观念；缺乏宗教因素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国人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为什么中国人一般说来比较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价值与人生态度?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出现了问题，还仅仅是一时的、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似乎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国内一些发达的城市地区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
我先想从文化的三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是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对社会人格的同质化要求，形成一种长期的同质化的价值观。其实远在中国历史上多国并存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气氛曾经孕育出许多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侠士与社会活动家。他们是文化创造的最重要动力。随着中央集权的秦汉大一统，社会价值的大一统化，逐渐造成人格的同质化。大一统的社会，造成文化对个性的压抑，要求整齐划一的角色定位。这与欧洲由无数个体构成的多元文明不同。在大一统时代，只有符合社会规定的社会角色或社会人格特征的人，才能获得生存与获得稀缺资源的条件。有个性的人，不是被驱逐，就是失去生存条件。这是中国文化逐渐丧失创造力的开始。众所周知，古代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游侠阶层就是最容易产生特立独行性格的阶层，他们在汉武帝时就作为一个被认为对大一统帝国构成威胁的阶层而被清除了，游士与游侠的消失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自秦汉两千多年来，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虽然仍然有一些敢于反世俗潮流的特立独行者，但却是凤毛麟角。这方面，欧洲、日本都与中国不同，它们的传统社会中反而有更大的游侠游士活动的空间。明治维新正是由这类武士阶层推动起来的。 其次，科举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在价值追求与人生态度上的这种同质性。在科举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知识变成了获取利禄功名的工具。在先秦时代，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两汉时代以后，有李广这样的伟大将军，还有过李白的真浪漫。但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自从儒家文化进入科举时代以后，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第三，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的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人去观世音像前烧几炷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为功利主义的态度。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取代计划经济无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但它同时也强化了人们的一种功利至上的价值观。
■哪些时代因素影响了我们追求个性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人的价值观念的世俗化潮流，是一股巨大的习惯力量。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就是功利主义态度，它取代计划经济无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进步，但它同时也强化了人们的一种功利至上的价值观。
其次，我们以考试为本位的教育是一种充满功利化倾向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制度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加强版”，我们的教育很少启发学生的知识审美之心。一切都环绕着分数与考试转，它的最大祸害是扼杀了对知识的由衷的兴趣。家长的压力，学校的压力，把知识兴趣扼杀了。前不久一个四川亲戚写信告诉我，他们家上初中的小孩，每个月课外补课费就要交给学校一千元，不交老师还不高兴，可以想见，这样的孩子用不着到青年，他对知识的兴趣就被窒息殆尽了。
各位对此一定会有许多切身的体会。此外，我们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各国教育中最不重视美育的教育体系，数十年来美育的缺乏，几乎可以说形成了类似于马铃薯退化现象，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的教师自己就是在这一教育制度中培育出来的，他们中许多人自己对知识都没有由衷的兴趣，怎么能让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呢？记得爱因斯坦有一篇谈科学家的人生观的文章，他说，“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种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是一种超功利的对求知事物了解的渴望。如果这种质朴的好奇心在俗世生活中没有泯灭，而是在经历苦难中仍然保留下来，在科学家身上就发展为对宇宙秩序渴望认识的愿望。”我们大多数教育者好像从来就不曾意识到这一点。 最后一个因素与我们的现代性有关，那就是传媒、网络文化与市场竞争相结合形成的冲击波。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传媒商品化，会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大众化的低俗趣味可以迎合更多人的口味，传媒在竞争压力下，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这种低俗化的口味，以获得更大的广告收益，然而，较低趣味的大行其道，不断重复，又会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低趣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受电视网络影响下的人们会一代一代在审美情趣上不断退化，人们的个性越来越少，世俗生活会把人变成标准件一样。这种商品竞争条件下的“多数人的暴政”与“物质主义暴政”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化全球化，其力量是相当令人担忧的。任何具有超越性的、有创造性的、独特的审美，都会在这种“霸权”下被排挤得无踪无影。人类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像“经济动物”的物种。到了今天，我们真可以自问一下，难道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如何避免这种世俗化的后果？如何培养我们特立独行的丰富的人生态度？今天的讲演不可能展开讨论这个大问题，不过，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我们要尊重、理解、谅解并宽容我们生活中见到的那些在个性上具有独特性的人们。独特的个性，往往是生物中最具有变异能力的个体，如同个体的变异性是物种演化的重要条件一样，对独特性的尊重，也是社会进步的条件。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如智慧、毅力、勤勉、奋发。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刺激与启迪。
■特立独行是文明创造力的微观基础
最后，我要说一下，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与追求，对于整个民族与文明的进步，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从物种进化角度而言，基因的突变是物种进化的前提，而特立独行者，就相当于一个物种中最具有突变能力的基因，是众多细胞中最富于变异能力的细胞。一个民族的宏观文化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内部是否具有足够的基因细胞变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宏观的文明与民族进步，需要具有大量的具有变异的活性能力的微观个体。它们具有比一般细胞更强的试错能力。同质化的个体构成的宏观社会，是缺乏变异与演变能力的，也是难以产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告诉大家一个发人深思的史实，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前夕跑遍了北京的书铺，居然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考世界地理，所以读书人不会有对世界地图的需求，须知这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一个由这种高度的同质性的士绅阶层支配的民族所遭遇到的这场甲午战争,不败下来反而才是怪事。
我们常常在议论为什么我们中国至今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这固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刺激与启迪。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分，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最后，我要送在座各位年轻朋友一句但丁的名言作为结束，这句名言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并被他引用在《资本论》的序言里，让我们共同分享它：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