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宋卫平：卖地保绿城

《第一财经周刊》203期　　卖掉两块地之后，他和他的绿城又回过了一口气。这个本来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　　做好产品上的地产商，现在更像一个宏观政策分析师。　　文｜CBN记者 李翔　　资料整理｜CBN记者 文姝琪　　制图｜李婷婷　　所有的人都在等他。　　此刻正是一年中的最好时光，4月江南的空气温暖而湿润。人们三三两两坐在杭州郊外一处度假酒店的露天咖啡厅内，相互交谈。咖啡厅的下方是游泳池和草坪。三只孔雀正在草坪上悠闲地散步，直到一只藏獒与一只萨摩犬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宁静，连咖啡厅的人也纷纷站起来去看这两只大狗。　　不远处是一片浓郁的绿植。参天的古树之后，隐藏着几幢别墅。从下午两点开始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郊区度假酒店的人，大都是在等待其中一幢别墅的住户出现。　　在外人看来，此人是一名性情古怪的大亨，这个时代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有着文人脾性的商人；是一名勇敢打黑的正义之士，但也有人称他是一个同官员关系可疑的地产商；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小王国中的独裁者，缺乏耐心，脾气暴躁，但又深得其员工的爱戴；是一个从2011年到现在一直被流言蜚语困扰着的人。　　他们知道自己不必过早抵达，因为他们要等的人往往是在中午之后才起床梳洗，准备开始工作。甚至等到这位大亨吃完午饭，笑呵呵地从别墅走到咖啡厅来，也只是意味着他们还要静静等待着他按照自己见客的先后顺序来轮到自己。　　他们早已训练出自己的耐心。有人说它最长的等待记录是9个小时。当等待的时间过长时，他们有时会有担心，可能有人抢先一步，等在他从别墅步行到咖啡厅的路上拦住这位大亨，同他交谈，向他表达自己的见解，“你不要以为没有人敢”。　　54岁的宋卫平拥有他在此居住和工作的这间度假酒店与别墅，以及那两只大狗。他创办的公司绿城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2011年他和他的公司受困于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进行的宏观调控，甚至数次被传出资金链断裂、破产和被收购的流言。他领导的这家公司目前正在缓慢而谨慎地从困局中穿行出来。　　就在刚刚过去的4月17日，绿城将自己拥有70%权益的上海长宁区天山路项目以21.3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SOHO中国，从中获得16.16亿元资金。　　这是绿城于2010年2月在上海拿下的一个项目。就在两个月之后，2010年4月1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了被称为“新国四条”的地产政策，后来被称为中国内地“史上最严厉”地产调控政策的宏观调控由此开始。　　“我们那时候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知道这是个雷区，但是想要快速穿越它。现在看来，终于还是绊在这个地雷阵里面了。一会儿爆炸一个。这里受点伤，那里受点伤。”姗姗来迟的地产大亨后来感慨说，“但你还是要想办法穿越它。”　　尽管绿城集团在杭州市中心拥有自己的办公楼，但是宋卫平却已经极少再到那里办公。他甚至将自己的外出都降到了最低限度。他把自己的活动范围缩小在他所居住的别墅和这间酒店的咖啡厅之间。咖啡厅内一间可以容纳数十人的英式酒廊成为他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天气不错时，他也喜欢坐在户外。当他认为需要召开一个会议，或者向一位下属交待工作时，他会用自己老旧的摩托罗拉(微博)手机拨打他们的电话—他是个念旧的人，这款手机在市面上几乎已经消失，他却宁愿让人四处再去购买几个同样的手机，而不愿更换一个更加时髦和好用的电话。接到电话的下属们会开着车穿越杭州的景区，驾驶超过半个小时，来到酒店等待他的会议开始。　　杭州城内至今流传着他早年在拉斯维加斯豪赌的故事，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宋卫平再也难以忍受在飞机上飞行这么长时间，他患上了某种程度的“幽闭恐惧症”。他已经不再坐飞机旅行。当他需要做一次长途旅行时，他会带着两名司机，开着他那辆看上去陈旧的全进口大众途锐出门。他的一位朋友认为他或许需要更换一辆新车，因为这辆车连车门也需要关两次才能关好。但是他保留着对“赌”的热爱与美国生活时间。每天下午到深夜才是他的工作时间，他的一些同事能在深夜两点半接到他布置工作的电话。　　“像我这样子，我是天蝎座的，天蝎座的人晚上活动会比较适合。蝎子白天都不活动。”宋卫平说。他还是一个星座与血型的信奉者。天蝎座，A型血，绿城的员工都知道。　　至于“赌”，在他的朋友看来，宋卫平只是喜欢一切带有竞争性的东西。“所有的比赛他都喜欢，只要是比的。他喜欢竞争。他几乎喜欢所有运动。”《杭州日报》文体部的负责人杜平说。杜平从1996年开始结识宋卫平。当时宋卫平刚刚创立绿城一年。他们同样属狗，宋卫平刚好比杜平大一轮。　　他有多热爱竞技运动？　　他拥有一支中超球队。2001年的足球打黑运动曾经让宋卫平成为体育新闻中的热点人物。　　他下象棋，也下围棋。尽管他称自己只是业余选手，但杜平说：“我是个花很多时间在围棋上的人，他不太有时间下，但我不一定下得过他。”　　他打桥牌。这点他倒是毫不谦虚地说自己是专业水准。杜平则说“他的水准是可以进国家队的”。“因为我懂牌理，桥牌的很多境界和基本范畴，我已经弄得非常清楚。”宋卫平说。据说，1978年之后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讲桥牌规则的书，编写者正是宋卫平。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游泳拥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认为会游泳的人拥有一种不同的世界观。他在自己建造的每一个小区内都修建了游泳池。绿城有一项“海豚计划”。他希望3岁到12岁的孩子必须学会游泳。他要求自己的物业统计小区内共有多少名3岁到12岁的小孩，然后上门做工作，“只要没有先天性疾病，全出来游泳”。这些孩子们可以享受20天免费的专业游泳训练。拥有超过两万名员工的绿城物业是中国最大的物业管理公司之一，“大概排名第二”，宋卫平说。他还对自己的下属袁鸢说，如果她不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学会游泳，那么，她将得不到升职和加薪的机会。会游泳才能升职加薪，这条规定适用于绿城的所有员工。　　01　　约定的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这位地产大亨才从他休息的别墅中向外走。他的生活秘书将这一消息用短信通知了等待着他的工作助理。当他走上露天咖啡厅的阳台时，引发了一阵小小的喧哗。等待的人群纷纷站立起来跟他打招呼，而他也停下跟人们简短地寒暄。　　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身材中等，体型略胖，一脸的笑容，并没有流露被舆论渲染出的那种咄咄逼人。他顶着一头花白凌乱的短发，衣着普普通通，像你在小区内随随便便会碰到的一个正在散步的中年人。他称自己每次理发只需要花十分钟时间，省去洗头的环节，简单地让理发师剃短，然后付钱离开。他的衣服大都由他的家人，比如他的姐姐代买，“买什么他穿什么”，“商场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不过让人称奇的是，这样一个人在讨论起菜价和CPI时却头头是道。　　坐下来谈话时他的辅助爱好是十块钱的万宝路香烟和加冰的可乐。和大多数男性喝可乐时的习惯不同，他不排斥用吸管。他会端起玻璃杯，很投入地用吸管吸饮杯中的可乐。刚刚的午餐则可能是花生米、螺蛳和红烧肉。有没有餐后水果？黄瓜算水果吗？这都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接受访问对他而言是个严肃但又随意的事情。他否决自己的公关部门策划的一个小型记者采访会。他用短信认真地告诉他们，因为2012年是政治年，所以还是少说话为妙。“但是他为什么又要见你？”他的公关人员很困惑。在接受访问之前，他会向他的下属认真地打听来访者的详细信息：年龄、毕业的学校以及所学的专业。他更喜欢学习历史或哲学的人。　　一位曾访问过他的记者说，他会问对方：你看过某本书吗？如果回答没有，他就会教训对方说：这本书你都没读过，你还靠写字为生呀！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访问时，他和我们争论起《约翰·克利斯朵夫》究竟是以贝多芬为原型，还是罗曼·罗兰更多以自己的经历写就。从事后百度(微博)的结果来看，《第一财经周刊》完胜。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去在形式上接近政治，比如担任政协委员，像很多商业大亨那样。但是从他接受采访的频率以及媒体而言，他似乎又想要传递自己的声音，希望能够被决策者们听到。他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之前接受了两家媒体的联合访问，其中一家之所以选择，是因为它声称自己的杂志将被摆放进两会会场。他也接受了新华社的访问，在其中大谈他对宏观调控以及如何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看法，并且呼吁希望政府和舆论能够公正地看待房地产商人。　　在2011年绿城的困境被媒体大肆报道之前，这家数万人的公司甚至没有一个公关部门。所有对待媒体的工作都由宋卫平个人来完成。毕竟，在由他和李书福掀起的足球打黑时期，他成功地应对了大批来访的记者，“那时应该凡是媒体都到杭州来过，云集啊，热闹程度不比后面的沈阳专案低。”宋卫平说。　　但是蜂拥而至的各种负面新闻还是让他招架不住。他做出了让步，组建了一个三人的公关团队。　　“你们的解读变成了社会舆论的基本内容，很多时候变成了决策的依据，跑到上面变成了民情和舆情。”他抱怨说。和媒体沟通的另一个目的，正是担心“(你们)一知半解，把我们描黑了。政策也跟着变”。　　在长时间的谈话过程中，他习惯于闭着眼睛。他的眼睛本来就不大，当他笑起来时，眼睛就会变成一条窄缝。这个不知何时养成的新习惯更是给摄影师造成了困扰，因为很难抓拍到他睁着眼睛的肖像照。而他的下属也要跟每一位客人解释：“他不是不尊重你，他只是在思考。”他还经常把访问会变成他的独白。在他超过一个小时的演讲结束之后，记者才有机会插嘴发问。他会开玩笑说自己不要变成祥林嫂，总是在谈论宏观调控、城市化与土地政策。可是毫无疑问这是他最热爱的话题，几乎贯穿于每一次采访。　　他解释自己晚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昨晚的饭局，席间的饮酒让他整个中午“昏昏沉沉”的。饭局的另一位主角是一名他不愿意说出名字的银行家。这个1965年出生的银行家在2011年年底购买了绿城6亿元的房产。“他在中国现有的环境里，从典当铺做起，做纯粹的民营银行能够做成的，在我见过的浙商里，我认为他是第一。在我见过的全国银行家里，我认为他也是第一。因为他没有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关系。”宋卫平说。　　一方面因为对这名银行家的钦佩，另一方面是“尽管他压了我们很多价钱，但他毕竟是买你的。而且那时候从我们的角度讲，它不仅仅是一单买卖，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雪中送炭。”第三个原因是宋卫平希望此后能够和银行家的银行发生金融上的业务往来。因此，他主动向对方敬酒，“喝了十几杯，三小杯就是一两。十五杯就是半斤白酒了。”而他的酒量，在“状态不怎样的时候，半斤也就差不多了。刚好达到量”。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成了绿城一名卖力的推销员。他会开玩笑让每个来见他的人为他介绍客户。他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办公室三人组定下的销售任务是4.5亿。他用“你若来了，便是春天”的招聘海报来向全社会招聘销售人才。在绿城的经纪人体制下，这些销售人员将获得高额的提成作为回报—成交佣金为0.8 %至1.5%，据称为行业水平的两倍甚至三倍。不仅仅是公司的签约经纪人可以获得这种待遇，即使是一名与绿城全无关系的人，也可以凭借介绍客户来获得提成收入。　　宋卫平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发完脾气之后，取消了全公司原定的10多天的春节长假，改为7天，来整顿销售。他的同事说，他喜欢开“务虚会”。而且，他开会的习惯是，自己一边讲，一边点出某位同事的名字，“这时候如果你不在，那你就惨了”。改变春节假期的决定，正是在宋卫平点出很多项目执总的名字，却发现多人缺席之后，勃然大怒而做出的。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绿城“自救”正是由包括组建经纪公司加大现有房产销售力度、出售项目给其他房地产公司一如之前提到的将上海天山路项目出售给潘石屹(微博)的SOHO中国，以及同包括中投等财大气粗的公司进行合作等办法获取融资，媒体称之为寻找“金主”。　　02　　或许可以用一句已成陈词滥调的话来描述危机的引爆：风起于青萍之末。　　2011年11月1日晚上，宋卫平并没有出去应酬，而是在家中用了晚餐。他的姐姐为他烧了一条鱼，“宋卫平吃得很开心”，一家本地媒体的报道称。　　宋卫平没有孩子。他和家庭的关系即使是朋友谈到也讳莫如深。他的一名同事说，自己很好奇宋对家庭的态度。因为宋在接受访问时声称，如果自己能够有一点成就感的话，那就是能够为数十万人带来良好的居住体验。他为他们造家。但在公开媒体上宋却是个孤独而落寞的人。不过宋却同自己的母亲与姐姐关系亲密。他一直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他非常爱他的母亲，到哪儿都会把妈妈带着。”家里最有威望的则是姐姐。“所有的人，跟他有什么事情说不清说不好的时候，他姐姐去说就有可能成功。”　　但是这种美好时光却被一则微博打碎。正是11月1日流传在微博上的一则破产传言将绿城困局在舆论上推到了高峰。宋卫平声称自己是在深夜接到记者的电话才知道此事。他不上网，更别提看微博。后来他的同事为了让他能够知道每日发生的新闻，会将相关信息收集成一份报告给他。他的同事将报告打印出来，送到他居住和工作的酒店。为了免去这种麻烦，他们曾经想要教会他使用iPad，但始终没敢向他提出。　　宋卫平的回应是一篇发表在绿城官方网站上的千字文。尽管他的一贯风格是对这种事情置之不理，但这一次他听从了包括杜平在内的人的建议，“对破产传闻应该回应，但一定不要反应过于激烈，那样反而给人欲盖弥彰的感觉，而要比较理性平和”。　　这件事情少为人知的后续是，他的下属找到了这名发微博的人—绿城下属育华学校的一名年轻老师。绿城的教育在杭州同样知名，它涵盖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级教育。育华的初中部据称可以排进杭州中学的前三。宋卫平曾经对人说自己有两个半产业，分别是：地产、教育和足球。“老板认为教育才是他的归属产业。”绿城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宋卫平还说过，自己最终的职业可能是一名老师，或者僧侣。　　绿城的一名执行总裁对宋卫平说：“宋总，我们找到了发微博的人……我们已经准备对他采取法律手段。”　　宋卫平正在喝茶，听完之后，他“把桌子啪地一拍”：“你想对他进行什么样的法律手段？”　　他教训自己这名高管说，我更愿意将之理解成是我的员工对自己公司的关心，而且，他这样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在无边的恐惧中了，你再去这样，“是人都干不出来”。　　没有孩子的宋卫平说：“如果是我的儿子的话，如果他在外面发生这样的事情，面对这样大的压力，如果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儿子，我会很心痛。”　　他发了一个短信安慰这名年轻的老师，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同时说“只要有我在，有你这样的员工在，公司一定会一天一天好起来。不管公司面临怎样的困难，我们都会不离不弃。”　　稍微了解宋卫平和绿城的人会知道，他对自己的员工极为苛刻，会怒声呵斥，拍桌子，甚至将手上杯子中的水哗一下泼过去。后来他的高管们甚至开玩笑总结说，汇报工作时最好派一名女性高管去，因为宋卫平一看到自己将对方骂哭，作为训斥者自己反而不知所措，于是开始转而安慰对方。　　但是他的员工忠诚度极高，因为宋对自己的员工又“极好”。猪肉价格上涨时，他为每名员工的家庭发放600元的食品补贴；为了应付高涨的房价，他也给每个员工发放1200元的住房补贴，以让他们能够在公司附近租得起房子。　　宋卫平自己的解释是，“中国所有的社会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对一个合格的工作者的训练和培养是极烂的”。这让他们有“业余的地方”，“有的时候让人无法容忍”。但是同时“他们有一些可爱的地方，理应得到尊重，理应是团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双重态度是“双重属性”决定的。　　他用千字文安慰了媒体，用短信安慰了自己的员工，但并不是说他始终就胸有成竹。在2011年年末最艰难的时光里，有一次，他通知绿城的几名同事到西湖边南山路上的钱王美庐餐厅“吃饭并汇报工作”。宋卫平同样拥有这家湖边的高档餐厅。这些人去的时候发现旁边已经有几桌人在等宋卫平，轮着跟他谈事情，正像他的一贯作风。结果，等到宋卫平终于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有点喝多了”。　　“他很委屈。他反复念叨了好几遍：我只是想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接下来更为夸张的事情是，他们“竟然看到他哭了……”而宋此前一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气场强大的强人。他自己也喜欢以“能者”和“贤者”自居。他信心十足，自傲且自负。在他的名片上，他连自己在公司中的职务和抬头都不印，只是光秃秃的“宋卫平”三字。　　他还跟几个同他关系很好的高管说了一些肝胆相照的话，说即使将来公司真的不在了，大家也还是可以一起在西湖边喝茶。　　宋卫平后来对媒体曾经说过，绿城曾经数度逼近最危险的时刻，比如“银行明天要5个亿，但钱今天才能到账，这种情况出现过几次，有点煎熬”。比尔·盖茨曾经如此描述自己的危机感：微软(微博)距离倒闭只有24小时。但对于绿城而言，这却一度成为真实的写照。　　已从绿城手中收购了两个项目的股权的潘石屹回忆说：“绿城那时候的生命，都是按天来数的。就这几天，如果钱不到位的话，就要出大问题。”SOHO中国在从证大和绿城手中收购第一个项目时，绿城有一笔4.7亿的账在2011年最后一天必须支付，而那边复星集团和SOHO中国却在一边打口水仗一边犹豫。绿城副董事长寿柏年因为牙疼而托着腮帮对潘石屹说：“你再不签，我就要命了。”　　这种落寞场景在2008年宏观调控时也曾经出现过。杜平印象深刻的是在黄龙体育场绿城主场迎战国安的比赛。球队老板宋卫平一个人坐在体育场的看台上，周围没有人，因为大家都怕他会发脾气。绿城输掉了这场比赛。这时，杜平从远处看到宋卫平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花白的头发凌乱成一团，“感觉格外孤独和凄凉”。　　不过，故事在那一次拥有的是一个好的转折。尽管绿城在2009年5月4日也曾一度面对一笔4亿美元的高息债待偿危局，但绿城最终靠信托化解此次境外债险境。而且随后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还让绿城成为房地产市场的大赢家，以510亿的销售额成为中国当年销售第二大房企，仅次于万科。　　03　　这种让看客与观者都感到牵肠挂肚的戏剧化场景，或许正是由埋在他性格与经历之中的某些因素导致。了解过他的故事的人都会感慨，这个人根本就不应该是个商人—尽管他已经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他所接受的教育是成为一名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重利轻别离”的商人。　　宋卫平出生在浙江的嵊州，自幼家贫，但酷爱读书。后来他以个人资产在嵊州投资1亿港币建立了一所越剧学校，环境和他最为自豪的房地产项目桃花源相若—包括阿里巴巴(微博)集团创始人马云(微博)在内的很多浙江名流都是桃花源的业主。　　恢复高考之后，他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读书。这所学校后来被合并入浙江大学，宋卫平有时会开玩笑说他有“亡校之恨”。他的同班同学寿柏年后来成为宋卫平创办和经营绿城时的得力拍档。“他就是老宋的周恩来”，有人评价说。后来将公司出售给万科的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南都集团的创始人周庆治也是宋卫平和寿柏年的同学。　　宋卫平在创办了绿城之后，总喜欢说由于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学习历史出身，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优势，因为这必然给公司的地产项目注入了深厚的人文色彩。在面对听众时，他喜欢讲城市的历史，建筑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他立志于要在城市中留下美好的建筑。他看问题时也总喜欢站在数十年后来考虑。比如绿城的很多楼盘外墙都是明黄色色调，这是因为明黄色在二十年后仍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尽管作为新楼显得有些老气。这种色调正是宋卫平自己来决定的。　　《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问他这个背景除了优势之外是否会给公司带来劣势时，宋卫平先是一口回答“没什么坏处”，随后又说：“就是有的时候显示出不太会赚钱，或者赚钱赚得不够漂亮。”他也承认，他喜欢讨论的“文化的、社会的、价值体系的话题，不像是公司范畴，更像是学校和研究机构讨论的问题”。　　对于这些超越于商业利益的价值的考量，让绿城的利润率一直不高。此次危机中，媒体也总喜欢攻击绿城为“高负债、低利润率”。　　宋卫平追求的是将东西做好。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花不了几个钱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整合者。他不在乎利益。你别看他有那么多项目，其实很多项目中他并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杜平说。　　绿城在2009年脱险甚至变大之后继续奉行的激进拿地政策，在2011年下半年公司进入困局后一直被媒体指责。究其原因，其中不乏宋卫平个人性格和追求的关系。“他那个时候老讲，很多时候他去拍地王，算算是没有钱可以赚的，但为什么要去拍呢？他是怕人家拿走之后，把地做坏了。但是他拿下来之后，却又一时不知道怎么弄。”杜平称。　　而且，由于宋卫平对绿城的控制力极强，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家公司的“主机”。他没有精力与时间去考虑的事情，自然也就积压下来。杜平称，他甚至能在宋的桌子上看到有一年之前的文件都还没批。　　他自视为文人，对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他的朋友也都称他有古士大风之风，是“文人性格”。毕业三十年后，2012年1月，宋卫平提议将同学会开到学校里。当他爬了四层楼，来到历史系的新办公室，看到自己曾经的老师们，一群平均年龄82岁的教授们时，他说：“看到他们坐在那里我就知道，原来城市的宝贝是这些人。一个城市要有价值，这种老头和将要变成老头的文化人越多越好……他们在建构我们社会的价值系统，防范人类有更多的战争和罪恶，价值大了去了。”　　24岁时，他从大学毕业，但他却并没有停止大量的阅读，他做了上万张读书卡片。“从那些读书卡片中我吸取到的东西，构成我现在做人做事的态度、立场和方法论”。　　毕业之后的五年时间他是舟山党校的一名老师。一直到1987年，因为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被停课。原因是他的言论和授课内容。他自称“学历史的人，总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告诉那些基层干部历史的真相”。于是，在授课时，他将文革和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做了一个比较。他对那些到党校上课的乡长和镇长们说，为什么希特勒在二战中进攻苏联时，苏联会在开始时一下子输得那么惨，“原因是当时苏联肃反，将政府机关和红军中团以上的干部杀了一半以上”。他从自己的读书卡片中找出了具体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论断。　　他也遭受了他所称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在一个不读什么书，能力不比你高，人品也不见得比你好的人手下做事”。　　在被停课半年多后，他隐约听说，学校对他的处分决定是将他派遣到一个中学当老师。他没有等这个决定公布，自己就主动离开，南下珠海，到一家电脑公司工作。“那时候其实已经不大可能有回头路了。”　　这一年他30岁。30岁以后，他注定只能做一名企业人了，他说。　　随后他经历了他所称的“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其艰难甚至要远远超过他在2008年和2011年所经受的宏观调控的煎熬。“是那一段故事造就绿城的，那一段时间里见过的人和事，为绿城打下非常好的基础。我从一个员工做起，做到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应对过它的很多危局。如果没有那一段，就不会有后面这一段的绿城，说不定在哪一段就死掉了。”这些故事和另外很多事情一样，他建议留待下次再讲。　　当他在1994年回到杭州时，他自称“学无专长”，为了“谋生”，和他的大学同学寿柏年创建了这家名叫绿城的公司。　　但他并无意久战。他太痛苦。在这个社会中“教书也教不成，发言也发不成，要做事还要看别人脸色，要跟很多政府机关打交道，要求人，求人又是件满痛苦的事情。”　　“开始做绿城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清楚，就是要解决谋生问题。也就做个三五年，我估计那时候能赚到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赚完以后，就干脆找地方养老。”　　在公司做到第三年时，绿城已经成为杭州城内销售额最高的地产公司，但团队还小，只有几十名。宋卫平面对的抉择是，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不做下去有点可惜，做下去又很辛苦很吃力，还要去求人。”　　他发现自己很难一走了之。对于这个文人气质浓厚的创始团队而言，创业时期的基本承诺是，5年内每个人拿到一套房子，然后分到几十万块钱。“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养家糊口。”　　与此同时，宋卫平开始有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做小公司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无法生存，必须要做强大，做到一定规模。”而一向自负的宋又认为，“我们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做大，我的感觉不会有问题；努力做好才是比较难的事儿。”　　他称自己“默默咬紧牙关”，“去尊重那些你本来就应该尊重的人，还要尊重那些你本来或许不愿意去尊重的人。努力去沟通，去表达”；“你努力把自己做好了做强大了，别人因为你的业绩和成就，多少也会对你有一些尊重。政府机关在同你打交道时，多少会客气一些，平等一些，讲一些道理”，“如果你是个小公司，人家要跟你讲缘分，或讲其他”。　　也就在这时，他重新阅读了《松下幸之助》：“当我在32岁看到松下幸之助全集时，我想它无非是管理者的一般论述。等到我自己做企业，碰到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自己去面对它时，再去看松下的书，读他的故事和体会，就会变得非常亲切。”　　他甚至说：“松下的全集，五卷本你只需要读一卷，就可以做出一个七八成优秀的公司。”　　松下幸之助对于宋卫平的意义在于，他帮助宋卫平找到了商业的意义，让他不再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痛苦，不再随时萌生抽身而去的念头。　　宋卫平后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天生的伟大商人，那么如果你能早一点读到松下幸之助的著作，后者将会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和达到这一境界。他在自己的公司内部开始反复讲：“伟大的商人应该能够领悟到为何赚钱，赚钱干什么，会对别人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松下幸之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促进社会繁荣，才是企业赚钱的真义”；“赚钱是整个社会不可缺乏的义务和责任”。“获得利润的企业往往也能同时使社会获得利益……经营没有获得利润，可以说是因为它对社会贡献太少，或者完全没有完成它所担负的使命”。而企业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创造更好的东西，以更便宜的价格供应给大家”。　　松下称之为“自来水的哲学”。日本经营四圣之一在参观过一处宗教场所后，领悟了他所称的“经营的真髓”：“生产业者的使命，就是把生活物质变得如自来水一般无限丰富……做到这样的地步，贫穷才可以消除，因贫穷产生的苦恼，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生活的苦闷，更会减少到零。”　　宋卫平将松下幸之助的著作视为公司的圣经。绿城将松下的著作编辑成内部出版资料，让每位员工阅读。我们所引用的这几句话，也来自于宋卫平赠送的松下幸之助作品。　　“你翻一遍会有多一遍的感悟。”宋卫平说。　　他一定看到了，松下也曾经有每天为支票到期要马上支付的窘迫境况。而他在不景气中采用的方式和松下电器采用的方式竟然也有些相像。在1929年和1930年的经济大衰退中，松下幸之助的应对方法是：“生产额立刻减半，但员工一个也不许解雇。工厂勤务时间减为半天，但员工的薪资照全额给付，不减薪。不过，员工们得全力销售库存品。”与此同时，他指责政府的紧缩政策才是经济不景气的罪魁。　　宋卫平也做了这两点。只不过前者将全公司人都变为积极的销售员可以大大方方讲出来，后者则需要隐晦而温和地表达出来。　　04　　宋卫平同松下幸之助的不同在于，松下希望将自己的产品越做越便宜，甚至能够像自来水一般充裕，从而造福大众，而宋卫平盖的房子却是越来越贵了。　　“他太想把事情做好，做得越好，也就变得越高端了。”杜平说。在最近绿城组织的对业主的访问中，有一些绿城的老业主会抱怨说，当时买下的精装修房子内，由于绿城配套的厨房器具全都是直接进口，出了故障之后，维修起来也就颇为麻烦。尤其是时间一久，原先备好了配件的物业也已经不再有储备之后。不过这些业主在抱怨之后，还会说上几句表示理解的话，然后再加一句：“你们也不容易。宋卫平怎么着也算个理想主义者。”　　“我非常愿意造出很多好房子，有合理的利润就可以。然后让很多人都买得起。你只要给我便宜的地，我一定造便宜的房，还尽可能把质量和无形价值弄得好一些。”宋卫平解释道。　　宋卫平最得意的项目之一是杭州桃花源。据称在开发这个项目时，宋卫平就是在按照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寻找设计灵感。桃花源整个小区都颇有大隐之感。驱车从旁边路过，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区的入口。它不像大多数小区通过高悬的霓虹灯标识来标明自己的存在，只是低调地在一面山石上刻上了“桃花源”三字。春夏之时，石上的字还会被绿植遮挡得隐隐约约。以至于业主在向访客描述路径时，需要特别提醒客人不要错过出口。　　曾经来访问过桃花源并留宿其中的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北京首都机场与戴高乐机场的建筑师)也对这个项目赞不绝口。它更像是将住宅修建在了森林中，而不是在住宅区内刻意去做绿化。但是桃花源的昂贵也是公认的。其中一套中式四合院住宅的价格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单是由一个知名台湾设计师所做的室内设计与装修费用就高达4000万元人民币。　　2003年宋卫平接受访问时，他还认为房价不会过快上涨。现在连他自己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了。“在我们公司还小、只有一两百人的时候，我能做到公司员工工作5年，人均一套住房。但到了两百人以后，人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贵，公司再分配就有问题。我们自己实践里面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公司没有能力来解决员工住房问题了。我们还算效益中等左右的房产公司，但连我们都解决不了我们自己员工的住房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中国住房结构体系要做重新的探讨和重新的架构。”宋卫平说。　　如果不算拥有分红和股权收益的高管，绿城平均员工的年收入为十万块钱左右。按照宋卫平自己的计算，一个部门经理以下的员工，工作15年，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很痛苦”。“房产开发公司的员工都买不起房子，一定有问题。”　　宋的建议是“设置一档专供这个阶层的人购买的房子”。他的一个设想是，在从土地供给上就将土地分为三种：保障房、双限房(限制地价、限制房价)和商品房。　　让宋不平的是，他认为中国住房问题，本来不是房地产商人要考虑的问题，但现在“好像城市住房出现问题原因在我们”。　　“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是政府制度设计的问题。它可以设置为三部分：保障系统、所谓的两限房系统(限地价、限房价)和商品房系统。把以往单一的垄断的土地市场中的价高者得，变成这样一个结构安排，通过这个制度结构形成一个阶梯。只要其他一些社会公共资源是公平的，比如教育，就会促成低阶层人群向高阶层里非常有序地流动。有能力有天分的人，如果做事情非常努力，经过一二十年，他有可能从安置房搬迁到双限房。双限房里的人，通过经商或其他方式，也有可能买得起商品房。”宋说。　　他以自己为例来说明这种流动。宋卫平刚大学毕业时，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住了5年；然后才由单位分配一套52平方米的房子。当他离开党校为企业打工时，重新回到只住一间房子的岁月，直到成为公司高管，公司买了一批房源，分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回杭州做绿城，他也是一直租住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一直持续到38岁那年，他才在自己开发的社区内拥有了一套超过两百平方米的房子。　　商品房的销售则可以起到转移财富的作用。“住商品房的人，他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我们房产商运营过程里面增值的这一块，政府拿走了一半多一点；土地收益，要看政府地价卖的高不高，有的时候是两三倍的收益。所以，为什么不认为商品房是财富转移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宋说，这样还不用再去加税。　　“有高山有大海，世界本来就是不平的。如果要平，就是在沙漠化的过程，变成死寂的时候。物理学里叫死寂状态。如果不能让高等能量继续高，这是一个不好的社会。高等能量带动整体一起往上走就是一个好社会。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结构，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很多人往上走。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导致的是负面的能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理论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如果没有这一部分的人，我们现在也就跟朝鲜差不多了。所以，为了保持带动作用，希望政府永远不要去碰这一块，让它照在阳光下，但不要去碰它，而要去呵护它。因为他们有拉动作用。”宋说。　　这种言论很容易被单纯理解为对富人的片面辩护，从而招致一片叫骂。而在宋看来，这却是通过对历史与哲学的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当然，如果他读过哈耶克，会知道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同样思考，只是表达略有不同。　　不过，他并不是个彻底的只为富人建房子的人。能够体现出宋卫平理想主义一面的事情也包括，绿城是中国最大的保障房代建公司之一。绿城目前所建的商品房面积为1200万平方米，签约的保障房面积则为1000万平方米多一些。　　“我们收建安费用的3%。比如2000块钱的造价，我们收60元钱的管理费。10万平方米可以打平。20万平方米可以有微利。”尽管有地方政府表示愿意多给一些费用，比如5%，但宋卫平拒绝了。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些后续的麻烦，于是索性在公司内将其视作公益项目，在各项指标上同商品房分开。他能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一些工作人员得到“现房管控”的锻炼；不会占用公司的资金；或许还会积累下良好的政府口碑。　　他在公司内部动员公司工作人员参与这项“事业”时说：爷爷一辈以上是农民的人举手。举手的人超过了2/3。因此他将之称为“爷爷工程”。“为农民和低收入阶层做房子，是在为最大量的人造好房子，这是行业的荣誉。”他说，“我宁愿商品房出问题，不愿安置房出问题。因为安置房住的都是低收入阶层。万一你造得不好，给人家留下话柄，说你赚钱的房子做得很好，不赚钱的房子做得很烂，丢不起这个脸。”他甚至在公司内部说，如果让他在只做商品房和只做安置房之间做选择，他宁愿只做安置房。　　“现在愿意做保障房的房企数量不是太多。但你要稍微引导一下，不要把房产商作为一个城市或社会的
敌人。你说你们也是好人，好人当然要做点好事。那这个数量就会大大增加。”宋卫平说。　　他再一次引用了松下幸之助的观点：“一个企业的天职是替社会和用户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赚钱是达到这个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再工作五年、十年，我是有这个觉悟的，我认为我可以去做不赚钱的事情……愿意天下变得更美好一点。我相信这是天下人的共识。”　　05　　作为宏观调控的受害者，宋卫平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对宏观调控的不满。他像个孩子一样反复对人陈述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觉自己快要变成祥林嫂。　　“如果说政策有一个相对的连贯性，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我们当然仍会头疼感冒，但是跟这种情况不一样。”宋坚持认为宏观调控才是绿城目前陷入“抽疯”状态的主因。　　有一次，一名记者在他表达了这个观点之后，紧接着问了一句：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也是市场经济吗？陪同宋卫平接受采访的绿城工作人员说，宋卫平几乎怒而离席。接下来，他开始向这位记者宣讲，什么才是市场经济。　　他坚定地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房地产商人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不把这些房地产商当做城市的建设者？不要只看它盈利赚钱的部分。哪个企业不赚钱？高速公路也赚钱，茅台也赚钱。不要歧视它们。”　　而且，“没有比房产商更希望社会稳定的人了。只有社会稳定，才有很多人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才会有很多人慢慢有成就，有成就他们才会买我们的房子，对不对？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各色人等都相安无事，大家都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实现了价值之后用一部分钱来购买我们的产品，购买我们的服务。”　　这些房地产商人，只是“希望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往上走的，有次序有结构的经营环境。我们希望它所谓的调整是一个良性的调整，而不是一个恶意相加的，歧视性的或片面的调整。”　　回到公司自身，尽管绿城的一名项目总经理在为宋卫平的激进战略辩护时说，如果没有这一轮的宏观调控，那你们媒体岂不是又要赞扬绿城的战略眼光和进取精神吗？但是宋卫平承认，他对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在判断和准备上存有不足。　　从他创建绿城开始算起，这已经是他经历的第四次宏观调控。除了创业时一方面公司规模小，一方面地价低而影响不大之外，在2005年和2008年的调控中绿城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为何绿城对此缺乏心理准备与预期？　　面对《第一财经周刊》记者的追问，他说：“其实你刚才说的是有些理由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里，他们采用非市场化的很多东西来管控，从他们的逻辑里面是说得通的。(他们的)逻辑，是很清晰的在那个地方的。我们那时还是抱有侥幸心理。”　　《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接着问：“那其实还是类似于没长记性，可以这么说吗？”　　宋卫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应该可以，比较准确地说，应该是没长记性。”　　同时他又反驳道：“但是，你这样讲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政治性把控，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后你看，如果再来一次反右，你肯定也会被打成右派。你同样有这种可能性(错判政治形势)。”　　“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要检讨。这是我们的不足。我们还是有点太自我，对自己做的事情太有信心。自我感觉太好。对宏观经济里不利的因素警惕性不足。我们最近已经检讨好几次了。”宋卫平接着说。　　2012年1月中旬，龙湖地产创始人吴亚军在参加龙湖浙江绍兴项目的活动之后，到杭州来和宋卫平见了一次面。宋卫平对他的这个竞争对手一直不吝赞美之词。对龙湖在2011年宏观调控中的表现他同样表示了赞赏。　　他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才能对这些东西有预期。只有少数人因为2008年的调控，因为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可以留有很多余地。吴亚军就留了很多余地。”吴亚军则客气地表示，这跟她是女性有关系。　　“女人当家过日子，就是要把钱藏好了。万一家里钱不够用，翻出来还是有些用。男人有的时候，万一饭菜票不够了，就去借呗。你在大学读书时候有没有借过别人的饭菜票啊？”宋卫平反问《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　　“有些事情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其实是可以管得更好一些。”宋卫平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状态时说。现在绿城的困境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处于逆境时，(除了责任心)还有一种好胜心。逆境时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那我们多努力一点，有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大家都太太平平，有自己没自己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从小(我)就认为自己是个很聪明的人。你不是认为自己很聪明吗？那你再想想看，在你的阅历中，还有多少资源，还有多少记忆，能够用来战胜目前的困难，使企业更优秀。”他说。　　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竞技领域：“有时候这也是一个局。一个牌局，一个棋局。”　　这个只是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此番能否破局而出？　　没有人希望他做不到。　　(本刊记者兰红和王娜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