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新颖产品理论
创造性问题已经吸引了大量关注，但仍然无法解答，所以创造研究领域是不切实际答案的坟墓。本章剩余部分的目的是用墓志铭给那些失败者以荣耀，来承认他们的贡献。在看起来多种多样的创造性文献中我辨别了三个原则，以此来回答创造的可能性的问题。每一个原则都只涉及真理的一个方面，没有哪个能抓住全部真理。每一个都生成了一系列概念和假设，这些概念和假设在清晰度和解释力上也与日俱增，而且这些进步需要追溯其原始文本并且进一步告知新一代创造性理论。本节中将节选一些理论并合理地进行重构，有些按年代顺序，有些按结构化顺序。因为遇到同样观点的多种构想是常见的事情，而这些观点的作者并不承认彼此，所以为了促进批判性检查，这一方式高估了知识历史的秩序。
3.2.1 组合而成的新颖
一个人可以通过某些方式组合实体来产生一些新颖事物，这些事物以前从未这样被组合过。只要结果是新颖的，不管是组合的东西还是组合的类型都不必是新颖的。这一原则的熟悉性和平凡性掩盖了它的深度和重要性。输入的简单性和其产出的重要性之间是不等价的，组合过程的解释力度就存在于这种不等价之上。[23]在最多10个潜在的成分中选择5个，通过在3个明显的关联类型中的任意一个类型将其两两配对——非常一般的生成机制——就能产生超过17亿的可能组合。总之，组合过程能产生大量的可能空间。这一空间的尺寸会随着潜在成分和潜在关联的增加而急速扩张，这一现象被称为组合爆炸，它比那些晦涩的术语更为人所熟知。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足以拼出英语中大约100?000个单词，同时还有数以千计的单词未被发明。组合生成同样是这物质世界无穷多样性背后的秘密，其中原子即部分，分子即组合。无限的可能性也许足以包含像可能的绘画和可能的机械这样不明确却空间广大的可能。
创造性思维的组合理论最起码必须说明进入组合的认知元素和它们组合的过程。衍生力使组合成为解释新颖事物产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原则，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概念上的困惑。一个受过教育的成人大概知道50?000个单词，并因此知道这么多的概念。[24]他能够产生数以亿计的概念组合，其中只有一部分可能引起某些人的兴趣。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必须列举出心智是怎样通过给创造性过程以方向从而解决组合爆炸的，以免感兴趣的组合迷失其中。
19世纪法国数学家和科学家Henri Poincaré基于自身的经验，在算术上提出了一个创造的组合理论。[25]他提出，在一个问题上有意识的工作会激活与问题有关的观点和概念。当问题因缺乏过程而被驳回时，潜意识过程生成被激活观念的随机组合。这些组合的美学特征各异。有较高算术美的组合进入意识并变成要深思熟虑的对象。Poincaré声称这一过程几乎没有任何缺陷。最美的组合几乎常常被证实包含着手头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他承认有偶尔的例外。Poincaré理论的关键特征是它将创造性过程分解为两个成分结构：产生新观点结构的潜意识组合过程和同样无意识的评估过程，评估过程会挑选出进入意识中思考的观点。用计算机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生成-测试过程，其中无意识过程扮演生成的角色，而意识反思扮演着评估者的角色。生成和测试与心智潜意识和意识层面之间的转换有关，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层次到另一个系统层次之间的映射形式，如图3-1所示。
Poincaré的理论结构之后也有被提到，尽管生成式和选择式的成分关联不同。在心理科学中，Keith Simonton同样宣称新观点随着心理元素（感觉、概念、模式等）的随机组合进入脑海之中，“……在科学创造中最基本的生成机制涉及心理元素的偶然排列。”[26]如同在Poincaré的理论之中，新组合的一小部分是保留下来的，但是构型是在稳定性而不是算术美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一个稳定的构型发挥着独立认知单元的作用，并因此能进入已经更复杂的构型之中，图3-1表明了这一观点。Simonton同样强调，出于与他人交流的目的，众多意识和深层的认知工作也许需要明确清晰地表达出一个新的有意识的观点。
GenePlore理论由Ronald A. Finke、Thomas B. Ward和Steven M. Smith提出，该理论强调生成和评估中的有意识的深层思考。[27]它是在新颖工具发明的背景下构想出来的。一个创造性的人从一系列基本形式开始，然后也许在视觉影像的形式下有意地执行它们。[28]作者并没有列举出组合过程中的任何限制，但被称作前发明形式的新形式是根据它们是否“动人”“有趣”或“迷人”来被评估和选择的。在选出的形式中探寻有效机能，最终结果可能是一个新颖设计。
尽管这三个组合原则在如何概念化生产和测试过程方面有所差异，但它们并非是矛盾的或相互不兼容的。心智可以同时进行无意识和有意识的生成-测试机制。一个更有成效的观点是在一个机制中嵌入另一个。新理念的主观经验自动进入脑海（无意识的生成-测试）能在亚符号的神经水平的自我组织方面被理解。一旦一个观点进入脑海，它就能进一步地参与组合和选择的有意识过程。这样一个嵌入式的生成-测试机制比单一水平的机制更有说服力，如图3-2所示。在每一个水平，整合过程与个体在低水平上已经选择的元素一起工作。评估通过更多连续环绕的选择性轨道得以执行。在第一条轨道，无意识观点通过难以描述的过滤器功能进入意识，如美、稳定性、兴趣等；在第二条轨道，新的概念性组合通过意识反思被评估；然后在第三条轨道，一个新的观点在一次论述、原型、素描中被明确表达出来，或者通过同伴或队友基于对材料结果的判断而评估的其他形式产品表达出来。
图3-2 生成-测试中选择的四层轨道结构。每层结果包含一个生成器和一个评估器，二者共同构成下一层次的轨道
由Poincaré、Simonton以及Finke、Smith和Ward提出的组合原则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些差异，表3-1对几个人的观点进行了比较。这类理论回答了创造的四个问题中的两个：新颖是可能的，因为认知元素可以为各种应用性目的而通过无数种不同的方式被组合。创造性思维不同于非创造性思维就在于前者产生新的认知组合，而后者以之前产生的组合运作。
表3-1 三种强调组合原则的创造性理论总览
理论提出者/年份 元素类型 组合过程类型 输出类型 生成的限制 评估源
H. Poincaré 1908 先前观点 盲目的无意识组合 新观点 任务相关；目标导向 与美学感受性密切相关
D. K. Simonton 1988 心理元素：感觉、知觉、情绪 盲目的无意识组合 新构型 盲目生成无限制；某些构型基于经验，某些基于惯例 构型的稳定性；信息加工效率
R. A. Finke、T. B. Ward和S. M. Smith 1992 几何的，3D形
式 有意的意识组合 前发明形式 旨在有趣或迷人的形式 新形式能否被解释为一种新颖装置？
这些理论通过改良组合爆炸来提供方向，这一方式并不让人满意。第一个问题是心智是如何选择那些被认为应是新组合的潜在材料的一系列概念、观点或心理元素的。在无意识生成器中，Poincaré提倡将深思熟虑的问题分析的准备阶段作为束缚来源，该观点弊大于利：在问题上的有意识工作易于激活一系列相关概念这一声明只是花言巧语，但它引起了一些问题，即我们并没有期望它对我们手头的问题有用，那我们是如何将它运用于概念之上的呢？这个假设并不能帮助解释无意识观点生成器是如何通过违背先前经验产生的期望而产生一个组合的。
另一种选择是并未在参与新组合的认知元素上放置限制条件，但它夸大了方向的问题。考虑到一些原始元素，新的组合是如何产生的呢？像“盲目地”“随机地”和“偶然地”这些名词表明了组合过程在无方向地进行。这个假设是吸引人的，因为它使组合过程免于先前经验的影响并因此承诺帮助解释人们是如何超越经验的。它同样解放了心智（并因此解放了理论家）使其不必解决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准确计算出哪个观点组合将被证明是任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但如果对元素集合不加任何限制，那么随机组合过程便无法提供保护以阻止组合爆炸。
由这些组合理论提出的特殊组合过程甚至有更多问题。Poincaré的美学选择论难以应用于数学算术之外的其他领域。计算机的发明确实可以看作一个创造性项目，但在早期满屋子的真空管和交叉电线中很难看到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无意识是怎样通过某种过程来测量算术美的呢？把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归因于无意识难以让人信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存在着一个评估功能，该功能可以为任何问题选择正确的观点集群，并且没人相信进化已经赋予我们的大脑这样的计算能力。类似的关注点也适用于基于稳定性和兴趣的评估。最完美的评估过滤器与人类易犯错这一事实相冲突。有时这个评估过程挑选出一个有希望的新组合，却最终被证明不是解决方案。当一个观点事实上并没有用却通过了选择的系列轨道并最终导致失败时，一个密切相关的弱点就是生成-测试机制不能解释创造性项目的方向是如何被影响的。
局限性问题同样无法得到回答。如果心智能无限制地产生新的组合，那么需要创造性反应的问题应该是困难的这一观点就毫无道理。它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持续产生新的组合，直到有一个被发现能通过相关测试。根据生成-测试理论，创造唯一的限制就是它找到理想新观点所需要的时间。按照这个方式，心智火急火燎地忙于生成和测试永无止境的组合，这大约就是这种类型的理论所暗示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并未对持续陷入僵局、卡住不动、耗尽了所有可能性也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等经历进行解释。
总之，只要嵌入伴有随机发生器的生成-测试机制，认知元素的组合原则就不能回答创造性问题，所以这三个组合理论是不符合要求的。然而，组合原则本身是有力的，评估的嵌套轨道的概念与多个系统水平的概念是相符的。这二者是第4章的核心。
3.2.2 累积而成的新颖
新颖可以通过工作累积而成。当一个熟悉步骤作为一系列步骤的部分被执行时，它可能以导致最终新颖结果的方式与其他的步骤发生相互作用。国际象棋就是一个例子。在国际象棋中，每一步移动肯定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游戏的规则已经说明了合规的移动。然而，每一场象棋赛都以不同于以往象棋赛的方式开展，并且在一场特定的比赛中，移动的特殊顺序可能会被象棋专家称作是有创造性的。同样，一个数学定理可以是新颖的，尽管在其证明的每一步里都包含熟悉的代数转换。在正在建造的产品和先前同类型的产品之间，解决方案路径上的每一步都有助于将微量逐步扩大为大的差距。认知心理学家Robert W. Weisberg是这样认为的：
总的来说，人们创造出新问题的解决方案始于将他们所知道的进行修改以满足手头的特定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理的。在这个方案中的每一步，过程都包含着对已知的微小偏离，即使这种向未知的细小的试探性转移也是稳稳地固定于先前经验之上的。[29]
累积工作原则因与新颖产品最显著的两点事实相一致而有处于有利地位：创造性个体倾向于努力工作，并且在他们的项目里投入大量努力。此外，历史记录表明，艺术、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许多有名的新颖事物都产生于持续时间与产生新颖观点时间存在数量级差异的过程中。（创造性过程的持续性将在第5章中进行讨论。）
创造的累积理论必须详细说明可用于创造主体、每个连续步骤的选择机制和累积产品原理的全部步骤指令。这些成分能够用不同方法表达，并不完全同样可行。不同于生成-测试理论，累积理论强调包含长序列的协同动作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当应用于个体步骤时，关于创造性思维中何为创造、方向和局限的这些问题有了稍微与众不同的特点。
3.2.3 通过变异选择的累积？
当一个想法最初被评估为有前景而最终不可行时，只会有两种反应：放弃或者再试一次。失败的可能与坚持的意愿相结合意味着创造性过程必定以循环结构展开：生成，评估，根据需要进行重复。反复执行生成-测试循环的能力使该过程从绝对可靠的要求中解脱出来，或者差不多如此。但是如果它同之前的输出相同，那么再次运行它就是无用的。再次尝试的关键是做不同的尝试，要改变原先的方法。
基于循环过程、变异和逐步累积，与Poincaré同时代的Charles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给出了理论的灵感。根据他的关于新颖是如何出现在生命世界里的自然选择理论，基因过程产生与其父母有微小差别的后代，环境充当着选择过滤器，允许一些变异比另一些变异更频繁，从而在一定量上改变了一代向下一代的相关基因的相对频率。[30]这需要花许多代（也就是说，许多基因变异的循环紧跟着环境的选择）使基因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以产生新的适应。
将生物进化和心理进化类比是可行的，部分是因为自然选择有作为新颖事物的产生机制的优势。[31]在发表于1960年的一篇有影响的综述中，社会科学家Donald T. Campbell记录了变异选择原则在心理学不同方面的应用，包括知觉、决策和问题解决。[32]在他的综述发表之后，达尔文的变异选择理论在认知现象中的应用成了一个学术增长行业。[33]到20世纪末，这一应用的细流已经发展成无法用一篇综述包含的洪流。
相比其拥护者希望我们所相信的，变异选择原则的各种接合对其灵感来源显示出较少的保真度。有人期望人类创造的变异选择理论可以详细说明在特异繁殖率以及表现型、基因、基因变异、个体发育、有机体、群体和物种中的环境选择上的认知类似物。尽管有机体是选择的单元，但随着进化生物学家不知疲倦地指出物种（或群体）是进化的主体，所以达尔文的变异选择理论必须确认至少三个系统水平：基因、有机体和物种（或群体）。达尔文机制的关键成分是繁殖，即在生存斗争中具有优势基因的有机体的增殖。
变异选择观点在认知过程中的各种应用并没有精确符合这种理论模式：这三个系统层次的认知类似物是什么？创造性思维中进化的群体是什么？对个体发育和繁殖的认知对应物是什么？David N. Perkins和其他人的批判性分析显示，从任一明确的意义来说，认知的变异选择理论是非达尔文的，所以不能从由生物进化产生新颖事物的证明能力中汲取力量。[34]
在详细阐述认知的变异选择理论时，两个关键问题分别是变异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系列变异选择是如何关联的。关于第一个问题，Campbell辩称随机生成就足够了。因为在生成-测试理论中，理论家的随机发生器的概念将大脑从需要一个知识丰富的生成器中解放出来。
为了反驳，Campbell提出随机生成的有力防卫是对创造性成就的解释。首先，一个典型的可能空间中有用新颖事物的密度的确很低，但是我们倾向于高估尝试创造的成功率。他认为，如果考虑像艺术、科学和技术这些创造性领域的失败数量，成功失败比将会与可能性空间里的随机搜索是一致的。但是只要这种比率的计算或估计没有出现，这个伪定量的论据就仍只是约定。它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个体、工作室、研发团队和实验室持续比另一些有更多创造。基于随机产生的假设，可以认为在某一活动领域内各个创造者的命中率是一致的。
Campbell的第二个论据是创造性想法是偶然发现的。他宣称，有创造性的人经常在脑海中毫无目的地搜索，并且有大量的事情可创造，所以尽管找到一个人们想要找到的特殊事物的可能性很低，命中某些有兴趣的事物的概率可能还是比较高的。这是另一个没被任何计算所支持的定量言论。在自传式的思考中，艺术家声称他们偶尔没有明确目的或目标地从事他们的工作，意味着这其中有一丝真理。[35]但是在创造性工作中更强大的主题是对目标的刻意追求。怀着某些有趣的构想标本可能产生的希望，达尔文为了理解生命世界的组织的数十年奋斗在概念格局中并非曲折行进。[36]莱特兄弟并不是没有任何预先计划而做出改进，莫扎特、贝多芬和Ravel也不是通过无目的的组合音符来偶然发现这个或那个作品的。[37, 38]从创造过程是目标导向的这方面来说，生成过程不能是随机的，因为从定义上讲，这样一个过程是公正的，并不能被目标引导。
变异选择模式在创造中的应用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发现和规划，因为它易于观察，且直觉上就引人注目。但是正如在创造中的应用那样，变异选择并不是一个解释的原则，而是一个逻辑上的需要。如果一个解决方案不灵，问题解决者只有两个选择：生成其他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换一种方案）或者放弃。变异选择模式是出错性的一个逻辑性推论，并且对任何在失败面前坚持的人是必然的操作方式。在搜寻创造性成果或产品时，通过哪个过程、新的变异是如何产生以及选择的是需要解释的。
3.2.4 通过启发式搜索的累积
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在解决复杂问题时，一般不会随意尝试这种或那种方法。连续变异之间存在合理的关系，并构成了发展，而不是一个随机的序列。作为生物学的类比，个体发生学更接近于标记而不是自然选择。演变是有逻辑的，此逻辑是能提供方向的内部组织。在N+1循环中产生什么取决于在第1到第N循环中产生和评估了什么。
这种依赖关系的理论化开始于与Poincaré同时代的Edward L. Thorndike的工作。他的导师是哲学实用主义学派的共同创立者William James。一位是心理学中哲学时代的最后一个传承者，一位是实验主义传统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之间的合作创作出了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博士论文中的一篇。[39]
Thorndike研究猫、狗和鸡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他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人类的高级认知奠定基础。他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将被实验动物关在问题箱中。箱内不舒适，对动物也没有吸引力，当动物处于饥饿状态时它们开始尝试逃脱，逃脱需要动物执行拉绳子、按压棒子等动作，但这些动作是它们所不熟悉的。Thorndike观察到，动物们不停地使用所有动作直到它们偶然间碰巧打开箱子。通过多次的实验，动物正确打开箱子所花的时间越来越短，动作越来越准确，直到它们能有效迅速地打开关着它们的箱子。尽管试误这一术语已被别人使用过并且只在Thorndike的论文中出现过一次，但他的研究已经变成这一概念的经典范例。[40, 41]
Thorndike的工作对心理学在学习方面的研究是一个重要刺激，行为主义学派就是回应。尽管行为主义者的理论概念被证实不足以解释人类认知，但他们专注于可观察的行为，为先前的理论化提供有用的纠正。Poincaré和其他理论家假设，解释创造的相关认知单元是想法。这一观点在数学上看起来似乎合理。在别的领域，新颖事物产生经常更被看成是行动的问题；问题在于对一个难题做什么或如何在不熟悉的情景中继续进行。由Thorndike的动物被试所产生的新颖并不是概念，而是一种行为，一种使它们逃离问题箱的行动。试误适用于行动生成-测试，而不适用于概念。
Thorndike的主要贡献在于制定了一条关于连续动作间联结的经久不衰的原则。他宣称行动选择是通过他所谓的后效来塑造的，这一点在他后来的“效果率”中被正式确定下来。如果行动伴随着满意物——奖赏，动物执行该行动的倾向就会增强。如果一个行动伴随着厌烦物——惩罚，那么倾向就会减弱。通过阻止相关行动，厌烦物为其他有待尝试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只要个体持续努力。一系列的行动是一系列的生成-测试循环，但与之前不同的是生成是非随机的，因为一个行动的失败预示着未来行为的选择。
Thorndike对后效（或者用行为主义者的术语叫强化）的兴趣预示着世纪中叶的主要智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学家和技术专家在许多困难且不熟悉的问题上齐心协力地工作，包括如何瞄准（或训练某人瞄准）高射炮。[42]如果枪手瞄准一个移动目标却射偏了，他应该如何调整目标呢？关于这以及其他问题的跨学科合作是控制论的起源，控制系统科学——系统中的人类心智——是由数学家Norbert Wiener和他的同伴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43]尽管控制论取向随着战后数字电脑的传播而衰退，它仍然留下来三方面的成果。第一，反馈这一控制论术语被广泛用于描述关于行为结果的信息，这些行为结果可以被行动主体——人或机械——所使用去引导未来行为。第二，在“强化”到“反馈”的转变中，“积极”和“消极”调节器丧失了其动机的意味。机器不了解愉快和痛苦，所以反馈既不是奖赏也不是惩罚，而仅仅是信息。技术上，当反馈意味着主体应该重复引起反馈的行动时，它是积极的，当反馈意味着行动应该停止时，它是消极的。
第三个进展是向更细致分析的转变。Wiener的反馈系统持续将它们行为的效果和预期效果相比较。执行某任务的一次尝试——在试误模式中的一次试验——也许需要多种基本行动，每一种行动都能产生反馈。这种转换在计划和行为结构中扮演中心作用，也就是1960年G. A. Miller、E. Galanter和K. H. Pribram尝试用反馈循环代替反射弧，以详细说明我们现在所称的认知架构。[44]?W. T. Powers在《行为：感知的控制》中执行了类似的计划。[45]当控制论和这些理论开始衰退时，反馈的概念（即结果信息在未来行为中的运用）作为Norbert Wiener对认知科学的永久贡献被保存下来。
行为主义和控制论都关注外显行为。为迷宫导航、追踪类似于飞机的移动目标和锤钉子都是这些理论所试图解释的多种行为中的典型例子，但对于创造性思维，这是无前途的起始点。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H. A. Simon和计算机科学家A. Newell通过在行为结果引导下在头脑中将一系列选择的想法在可选择行动间进行移动的方式，将思维和问题解决推到重要位置。在他们不朽的著作《人类问题解决》1972卷的理论中，问题解决者对问题的心理表征有三个主要成分：首先，初始问题状态大约是对周围情境的感知；其次，存在一系列运算符，它们对问题表征的作用模拟了身体行动对物质问题情境的作用，运算符使问题解决者能够在心智之眼中模拟行动的效果；最后，存在目标，即问题解决者对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所持的概念。由初始状态、运算符和目标决定的一系列可能性决定了问题空间，也就是个体考虑的可能解决方案的空间。[46]
解决问题就是在问题空间中确定一条从初始问题状态到目标状态的路径。这可以通过使用运算符、评估结果、使用其他的运算符等方式来完成，这个过程就叫搜索。图3-3可视化了这一过程。
图3-3 启发式搜索通过在可能动作空间中发现一条从初始状态到目标状态的路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关键的困难是搜索受组合爆炸所支配，就像生成-测试那样。就算相关运算符的数量是很小的，可能的路径数仍然像天文数字一般。对许多问题而言，问题解决者就算耗光认知资源、时间或其他资源，也只能探索可能路径的一小部分。
那么，问题解决者如何成功呢？Newell和Simon的答案基于三个中心概念：启发式、预见和评估函数。即使问题并不熟悉且需要创造性反应，也不大可能是完全且彻底不熟悉的。（如果是，我们就不大可能做出很多进步：我们要如何建造一个时间旅行器呢？）我们总是用一些先前的知识去承载曾经分支的繁多的选择，并将它们减少为一小部分有希望的选择。选择的源头（就是Newell和Simon所说的启发式）来自于目标（当前的情景是如何偏离理想中的情景的呢？）、任务说明、背景知识和其他资源。一般而言，启发式是知识的一部分，可以用于在问题状态的选项中进行选择。一系列启发式构成了如何在问题空间中航行的策略。
问题解决步骤不仅是尝试性的，也是可以预见的。问题解决在头脑中的问题空间和身体任务环境之间轮流进行。为了决定下一步做什么，问题解决者在心智之眼中试验性地尝试这样或那样的行动（如果我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呢？）。通过预期结果，人们可以在执行该行为之前就思考彻底，并评估这一套行动。这样的预见有多种优势。比起身体搜索，在头脑中搜索更快，也更划算（有时危险也小一些）。
行动结果的评价（真实的或者期望的）都可以被看作将预期问题状态投射至某个量化维度上的值，也就是术语评估函数。比如，象棋选手根据他们所谓的“子力”来评价象棋的局面。每一个象棋棋子都根据对赢取比赛的有用性来排列，并且一盘棋的局面可以根据哪个选手剩余更强的棋子来评估。如果棋子的某次移动比它的替代选择可以导致更强的局面，也许就会倾向于采用这步移动。正如例子所表明的，评估函数倾向于用任务来明确。它们可以来源于目标、任务说明和背景知识。同策略一样，评估函数提供选择，并因此帮助解决组合爆炸问题；的确，在Newell和Simon的工作中，术语“启发式”同时涉及从选项中选择的策略和评估函数。
从这两个意义上讲，由启发式提供的选择是度的问题。如果一个问题的确是不熟悉的，根据定义，问题解决者就不具备任何恰当的启发式，所以搜索会是随机且不加选择的，或者几乎如此（例如，在别人的厨房寻找茶包罐）。如果问题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个体已经拥有一个合适的策略且搜索过程就会轻松地正确完成，犹如产生于绝对可靠的发生器（例如，使两个四位数相乘）。对于不熟悉但可解决的问题，这一过程会落于两个极端之间。
启发搜索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性思维理论。它解释了进入问题解决状态的心智努力的性质。它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无法保证成功问题解决也依旧可行。最重要的是，它精确而详细地说明了一般认知机制（搜索过程的选择-执行-评估结构）与任务特异性知识（策略和评估函数）之间的互动。后者的功能是解决组合爆炸问题并提供选择，方法是通过减少选项的数量或者对结果进行评估。然而，当应用于创造时，启发搜索理论与累积原则的其他接合具有同样的弱点。
3.2.5 累积理论的评估
一般性的累积理论和特异性的启发搜索理论通过展示如何从一系列步骤中产生新颖解释了新颖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如果在新颖序列中执行基本行动，它们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新颖的。相对于生成-测试，关键的进展是对持续地发生在整个流程中的每一步进行评估，所以每一个生成-测试循环都受先前循环结果的启发，并建立在先前循环的结果之上。表3-2是一些典型的累积和变异-选择理论之间基本特征的比较。
表3-2 基于变异和选择的四种创造理论
理论提出者/年份 变异和选择的单元 变异源 选择的基础
E. Thorndike 1898 身体动作 非特殊的；行为系列中的重复（？） 后效；满意物和厌烦物
D. T. Campbell 1960 任何认知过程；记忆、知觉、思维、决策等 随机选择 行为产出
A. Newell和H. A. Simon 1972 问题解决的步骤，心理的或身体的 搜索启发式；任务特异性知识 评估函数
W. G. Vincent 1993 设计特征 提升意愿；实验结果 飞行特征
但是累积理论不能解释创造性思维中什么是创造。如果每一个思维过程都是对部分问题空间的搜索，那么新颖产品或解决方案只会因为某人比别人搜索得更长久、更深入才会出现。这的确是一些有名的象棋赛中计算机程序会超过它们人类对手的原因。[47]相比人类，它们所能做到的是更深入地搜索可能的位置变动和对策空间。在这一点上，分析性和创造性过程并没有区别。比如，Simon和Craig A. Kaplan宣称，创造性问题的解决通常是启发式搜索；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是独特的，仅仅是因为它使用的是特殊启发式。[48]例如，注意到不变量可能对残缺棋盘问题尤其重要。[49]这显然是一个过于具体的假设，因而不能运用于广泛的创造性项目（发明雷达必须注意哪个不变量？），因此对“创造中什么是创造性的”不能提供一个原则性的解释。[50]
启发式概念似乎对方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答案。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实证研究在实验室内外都证实了，同时被新手和专家型问题解决者所使用的问题解决启发式是可以在一定精确度上详细说明的。[51]然而，因为启发式是任务特异性的，所以它们必须在先前的经历中学习过。在不熟悉的问题空间内引导搜索时，它们的应用就成了将过去经验运用于新情境的案例。但是创造性理论的中心任务是解释创造性思考者是如何超越经验的。
累积原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新颖性事物的产生是有限且困难的。如果搜索就是全部，就没有理由经历一个僵局：搜索，后退，搜索更多，循环往复，直到解决方案完成。的确，如果创造全部所需的就是拼命努力，直至累积足够的进步，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保持创造性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冥思苦想却不能发明有用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科学家还没来得及发表有价值的论文就已经退休，为什么这么多穷尽一生去绘画的画家创造的不过是平凡作品？如果产生杰作全部所需要的只是不停工作，那么杰作的产生就将程序化、普通化，仅仅是与努力相关，而这与我们的经验正相反。
简而言之，累积观解释了为什么新颖事物是可能的，但对创造中什么是创造性的、创造性项目的方向或创造的限制等问题并未提供深刻见解。所谓的创造性的变异选择理论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断言，只不过是对失败一定伴随新的尝试这一逻辑点进行了预演。启发式搜索是一个有力的分析性思维理论，但不能解释创造。核心缺点在于Newell和Simon从未提出问题空间起源的理论。[52]选择循环、预见和评估都发生在界限分明的搜索空间情况下。问题解决者是如何构建这一空间的？更重要的是，问题解决者是如何从一个问题空间移到另一个的呢？具有非常与众不同关注点的第三个观点考虑了这个问题。
3.2.6 重构的新颖
因为客体、事件或情境并不能唯一决定其自身的表征，因此新颖是可能的。每一个表征就是一种解释，而一般总是会有替代性解释。从一种表征向另一种表征转换可能会激活休眠却有用的知识，启发被忽视的行为潜力或揭示了之前未知的关联。表征变化理论必须详细说明变化着的表征的类别、变化过程的性质和相关的触发条件。
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与Poincaré同时代的另一个科学家——德国心理学家Max Wertheimer和他的两个学生Wolfgang K?hler和Kurt Koffka系统描述了一个表征变化理论，该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观察，即个体对情境的感知不是知觉特征的拼凑，而是具有一个格式塔。[53]翻译德国单词“Gestalt”的困难（“构建”和“组态”都不能让人满意）已被每一代以英语为母语的心理学家通过将这个单词本身同化到英语之中而避免。大致上，情境的格式塔是部分间关系的总体。格式塔既不完全是主观的，也不完全是客观的，而是存在于感知域——?一个现象学概念，最好理解为思维与世界的交界。格式塔对知觉施加影响的组织是从属于知觉领域本身的组织规则的。后者包含完整原则、临近原则、对称原则、良好连续原则和其他一些能在许多心理学书本里发现的原则。[54]他们强调任何客体、事件或情境都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为Wertheimer和他的同事贴上了格式塔心理学家的标签。
格式塔的完整性可以用经常出现在心理学课本中众所周知的可反转图形来说明。[55]Necker立方体就是一个例子，如图3-4所示。如果一个人专心看这幅图，他的感知会在看这幅图的不同空间方位来回跳转。这样的反转既不完全是客观的，也不完全是主观的。实质的图片并未变化，而反转的可能来自其自身的性质。并不是每一幅图都会跳转，除了那些的确对每一个观察者而言都在两种同样的可能性中变换的图。在反转中，每一部分都在图形内获得了新的意义。反转同样是非单调的：同时看见方块的两个空间方位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怎样看图，当它跳转时，之前的视野会暂时从意识中消失。我们只能等图片浮动回来才又看到它。这个反转发生于主观的瞬间，并且我们不能内省地接触到这一机制。格式塔心理学家把这一过程叫作结构更改，这个单词被不同的翻译者在英语中翻译成重构和重组。
格式塔理论的一个主要且独特的方面就是某些格式塔比另一些更好——更平衡、更和谐、更稳定。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传统内，将价值判断引入到描述思维是如何工作的可能理论之中是自然而然的，Wertheimer、K?hler和Koffka接受过这样的培训，但是这与同时代的认知心理学自然主义立场背道而驰。他们理论的这一方面不能被抹去，因为争取更好的格式塔给了重构过程以方向。可反转图形在同样好的格式塔中来回移动，不过它们是非典型的。在正常情况下，心智从差的格式塔向好的移动，进入到完美的层级。
格式塔心理学家在他们对感知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概念，但反过来又使它们成为思维理论。因为它的格式塔是不完整的或不平衡的，所以问题就是问题；它遭受着缺陷和紧张；问题解决者不能将情境理解为部分-整体关系中最富有成效的结构。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使其结构瓦解成不同的和更好的格式塔，这一格式塔是要完整和平衡的，或至少多少如此。在传统的资深成员Wertheimer的话中：
在思维过程发生之前，或在其早期阶段，个体经常对情境和情境的部分有一定的整体认知，这在某种程度上对问题是不恰当的、肤浅的或者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当变化（例如，重构等）发生并且问题因此被解决时，个体有时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怎会瞎成这样……这里更重要的以及智力过程所具有的特性是从一个不充足、不恰当结构观向更明智结构观的转变。[56]
这个新的表征典型地伴随着一种顿悟感，顿悟是对德文单词Einsicht的标准翻译；后一个单词同样也可以用领悟或者理解来描述。主观上，问题解决者所感知到的问题情境是不同的。困难并没有完全解决，而是被分解或遗留：K?hler写道，“情境要发生多少改变才能使问题消失或使我们的问题解决？”[57]行为上，问题解决者可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惊讶，并且将他从沮丧的停滞中唤醒而重新开始解决问题。顿悟的瞬间伴随着一种感觉——有时称作啊哈体验，即感觉这个新观点是（或者说应该是）始终不证自明的。重构与其说是一种个体选择去做的事情，不如说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事情。我们不能自主地从不同角度去看问题，但是重构的概率是多个触发因素的函数，其中有一些能够被自主行为所影响。比如，格式塔学者坚持认为对特定情境和目标的仔细分析是有帮助的。一个人对问题的结构和需求把握得越好，那么其差距就越突出，情境瓦解成更好格式塔的概率就越大。
任何问题或情境都能以多种方式被理解，这一事实回答了新颖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困惑于什么是创造性思维中与众不同的地方。格式塔学者对好思维的兴趣——在各种感知上——使他们忽视了不太好的思维。分析性思维只作为某种让人厌恶的反例而存在于他们的著作之中。Wertheimer写了关于“瞎的”问题解决方案，对比了好的和坏的差错。前者预示了顿悟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坏的差错如同礼仪中的窘态一般被议论着，就像在餐桌上挖鼻孔。关于人们是如何跨越顿悟间的长距离进行思考，格式塔学者并没有相关理论，因此关于区别性的问题只有半个答案。创造性思维本质上包含顿悟，但是有效的分析性思维包含什么，他们并未提及。
格式塔理论中最有趣也最有问题的地方是他们对于是什么给予创造性过程以方向的问题的回答。格式塔学者宣称重构向更好更平衡的表征发展。更好意味着对任务的要求有了更多的应答，但也意味着更多的智慧，有时甚至是在美学上和道德上的更高。他们拒绝分离事实与价值。更好的结构不仅仅对手头面对的问题更有效或更有用，同时也要更恰当更和谐，要与事情的真正本质有更多的联系。如同Poincaré关于理智之美对指导数学发现的力量的断言，格式塔学者依靠相关格式塔好坏的差异去选择手头问题的正确表征。[58]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是如何运作的。如果问题解决者面临的实际情境与一系列可能的表征相一致，且重构过程是那些表征中的一个向另一个的横向移动，那么重构过程为什么不能从好的向坏的、从适当有用的表征向无用表征移动呢？什么能保证这个重构向好阶段发展，什么能保证在审美和道德观念中更好的格式塔对解决手头问题也是更有用的呢？
K?hler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与时俱进的回答。[59]他宣称，格式塔是大脑中脑电活动产生的电磁场的支配法则的结果。他假设，格式塔的出现是局部电信号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个别神经元的放电。通过对那些易于自发组织自身成为模式和正规结构的物理系统进行强调，他预料到了后来自组织性质研究中的许多观察结果。火焰和肥皂泡就在他的例子之中。问题表征的重构就类似于肥皂泡受干扰时表面张力的重新分配。大脑的电活动（就像其他物质系统）向低能状态发展。如同水总是往低处流并在最低点汇集的方式和原因一样，问题情境的格式塔以同样的方式朝更好的结构发展。在此之前或之后，没有心理学理论以这样的方式将心理与身体相联系。
这个同样有趣而讲究的理论如此时代化，同时强调自组织并尝试用神经生理学解释认知现象，不幸的是，这个理论不可能是真的。个体面对复杂认知任务的行为强烈地受到先前知识和实践的影响。训练效果在量上的增大使新颖解决方案产生的可能性更大或更小。格式塔理论不能解释这一司空见惯的观察结果。如果用操控神经物质电活动的自组织规则来说明重构是一个预先决定的从最小能量曲线到稳定的最终状态的坍塌，那么训练效果体现在哪儿？行为学家宣称人类可以通过对经历的反应从而被无限塑造，而格式塔学者构建了与之意识上相反的理论。因此，正如Jean Piaget、Robert Weisberg和其他批判者所指出的一样，他们提出了一个过分否认先前经验的理论。[60]
K?hler对皮层自组织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假设关联并不具备解释性，而是其本身需要解释。为什么在神经事件中由自组织原则所决定的结构一定要与一个对解决情境所提出来的问题最有帮助的心理表征精确符合呢？关于大脑、心智和世界的关系，若没有更深远的原则，那么这种本质的和谐将如同Poincaré所宣称的关于美和算术事实的关系一样神秘莫测。的确，声称物质本质规则指导了创造性过程这一说法与创造性工作的开放性特征是异常不符的。
格式塔重构理论没有深入回答为什么创造受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一遇到差劲的格式塔就立刻且轻松地翻转呢？为什么翻转行为需要认知工作，面对一个僵局甚至需要持续努力？格式塔学家有时指出似乎表征变化存在阻力。比如，Koffka就写道，“我们从伟大思想者的证言中得知，为了解决困难问题，他们坚持全神贯注于其中。但这种全神贯注的有效性仅体现在它为问题的外部情境提供了足够的能量从而使重组成为可能。”[61]然而，他们从不详细说明为什么重组需要“足够的能量”。
对创造的满意解释，应该将创造性过程分解成比目标过程本身更简洁的组成过程，最好简洁到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分解。格式塔理论不能做到这一点。整体转变成更好的格式塔就是所谓的霍尔蒙克斯（动漫《钢之炼金术师》中的人造人），它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成分以至于并不比理解创造性思维过程本身容易。
生成性思维的格式塔理论不能回答四个创造问题中的三个，它应该被抛弃。虽然如此，它也给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新颖性是可能的，因为问题情境并不唯一决定它们自己的表征。创造行为通过表征变化而发生。不同表征的变化在特征上是整体性的，新的表征可能或者不能将先前的部分保存至部分和整体或者在图形和背景之间。重构过程是非单调的，在这一过程中先前的表征从意识中消退。我们缺乏研究重构机制的内省方法，它的触发条件就是这样，以至于它只在自动控制下间接发生。触发条件包括对问题情境和目标需求的仔细分析。这些观点是有用的，并且应该被传承至下一代创造性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