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调控核心：控物价启规划稳复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步入了“高位回稳”、“经济常态化”、“价格偏高”、“结构良性化”的运行轨道之中：　　实体经济高位回落趋稳，呈现“前高后低”，但各指标的回落幅度大大低于预期，宏观经济趋稳的力量全面显现，经济复苏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运行步入常态化区域。　　在实体经济依然没有过热的情况下，流动性过剩所推动的经济泡沫的蔓延、国际输入性价格因素的加剧、成本因素的释放以及个别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恶化导致中国物价水平持续攀升，从而宣告了中国提前进入“防通胀”的调控时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巨大转换——市场性需求启动开始部分弥补刺激性政策的退出、出口和消费的高位运行弥补了投资下滑的缺口、中西部增速持续提升弥补了东部增长的疲软、房地产投资的持续高涨填补了制造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下滑，“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与“增长极多元化”局面开始全面显现。　　2011年将是中国最为复杂，但总体运行却相对平稳的一年。其复杂性表现在：　　宏观经济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相互交织。第一、政府将高举“防通涨”的大旗，“流动性回收”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并主导着中国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第二、房地产政策的持续和进一步加码，将使房地产销售、房地产投资以及房地产价格出现实质性调整，房地产短期“软着陆”可能诱发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力量的强化。第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动力进一步放缓、失业率高居不下、贸易不平衡持续等原因将使中国外部环境恶化，贸易冲突、汇率冲突以及货币冲突将上新台阶，进而加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第四、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新规划中所孕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计划”、“区域发展规划”、“民生工程”、“收入倍增计划”与新的消费刺激政策等内容将带来强烈的宏观刺激效应，有效对冲各种下行压力。第五、城市化的加速、“高铁时代”的带来、“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等中期力量的释放，将成为2010年宏观经济稳定的支撑力量。　　各种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如何释放都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第一、由于多种因素，流动性回收难度较大，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存在，从而使货币政策出现“名义紧缩，但实质宽松”的局面；第二、房地产市场调整存在双向风险——调控失败导致房价暴涨与调控过度导致房地产投资、交易和价格急剧下滑的局面同时存在，政府当局难以在多方博弈中寻找到房价调整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平衡点；第三、美国经济有持续下滑的风险，但也存在在第二轮刺激计划推动下，美国经济出现超预期反弹的可能，导致美元贬值逆转、石油价格增速回落、资本回流、发达国家物价回升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平稳恢复性上涨的可能；第四、“十二五”规划的刺激效应对宏观经济有刺激作用，但转型效应在短期却有紧缩作用，同时，新规划的刺激效应可能存在严重的滞后效应。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之所以在复杂中表现出相对平稳的总体运行趋势，其核心原因在于：　　下行力量与上行力量抵消，使全年波幅不大；　　政策调整的空间依然较大，特别是财政调整的空间很大，可以有效控制经济下滑；　　内生增长机制已经形成，市场型需求已经启动，市场主体对于波动的预期和抵抗能力加强，自我调整可以有效缓冲各种外生冲击。　　本报告基于上述各种判断和经济运行逻辑，设定以下主要外生参数：(1)2011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4750亿元；(2)2011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兑换率为6.40:1，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预测2010年与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主要指标预测结果如下：　　2010年全年GDP增长达到10.1%，比2009年提高1个百分点，宏观经济较2009年出现明显的回升。导致这种局面的核心力量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分别提高了1.4和0.6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比2009年同期提高了1个百分点，比2003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重返危机前的重工业驱动模式。从动态变化来看，2010年GDP增速逐季回落，第四季度增速较第一季度增速回落2.9个百分点，达到9%。　　这种回落趋势将延续到2011年第2季度，2011年第3季度经济将出现回升，全年估计GDP增速将达到9.6%，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　　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3.1%，名义增速比2009年回落了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回落1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跌破50%，仅为44.6%。　　2011年在多重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固定投资增速将进一步回落，全年增速仅为22.5%。　　201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名义增速达到18.3%，较2009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扣除价格的因素，实际增速与2009年略有下降，但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达到55.4%。　　2011年在各种刺激性政策、收入水平调整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下，消费将保持较高的增速，名义增速将达到17.8%，实际增速与2010年相当，增长贡献率将再次超过投资，中国开始步入“消费拉动的时代”。　　2010年贸易总额大幅度提升，较2009年增长了32.4%，其中进口增速为36.1%，出口增速为29.3%。贸易顺差总额为1846亿美元，比2009年减少了5.9%，考虑价格因素，外需对于GDP增长的核算贡献为0，改变2009年负贡献率的局面。　　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动力减缓、贸易冲突和汇率冲突的加剧等原因，2011年中国贸易总额增速出现回落，仅为22.4%，比2010年下滑了10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速为21.8%，进口增速为25.6%，贸易顺差为1811亿美元，比2010年减少了1.9%，中国贸易开始在常态化的基础上进入“外部再平衡调整时期”。　　由于信贷惯性的作用，2010年全年信贷总额将突破7.5万亿，M1增速为19.3%，M2增速为18.1%，比计划调控的水平略高，流动性依然保持较为宽裕的状态。　　2011年是“流动性回收年”，信贷投放将保持在7-7.5万亿，M1、M2在2011年的增速将进一步回落，逐步实现常态化，预计为16.9%和17%。　　2010年，在经济反弹、产能过剩、价格翘尾、流动性依然充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与个别农产品供求恶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全年物价水平较大的提升，全年CPI估计在3.2%，GDP平减指数为3.7%，比2009年分别提高了3.9个百分点和6.1个百分点。　　2011年由于货币政策的调控与宏观景气的回落，物价水平将出现小幅回落，CPI为3.0%，未来3%左右的CPI增速很可能常态化、中期化。但是，中国并不存在“滞涨”的问题。产出缺口等指标表明，2010年中国实际GDP增度及其绝对水平基本与其潜在产出水平相当，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处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运行轨道之中。　　主要政策建议包括：　　“控物价、启规划、稳复苏”是2011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　　以“流动性回收”为主、辅之以“市场秩序的治理”、“多渠道进行供求平抑”、“价格适度释放”、“预期引导”等措施，对中国经济泡沫的蔓延和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扬进行治理。2011年货币政策应当从目前的适度宽松向中性定位，建议M2增速不宜超过17%，新增信贷维持在7-7.5万亿。这需要中央银行进行150-200个基点左右的存款准备金率，同时进行适度加息。建议政府将目前的3%通货膨胀目标值调为4%。　　房地产调控还必须持续。短期以“控资金”为主、中期以“增加供给”和“制度建设”为核心。同时高度关注房地产商资金链的变异以及未来房地产市场全面调整的路径和深度；　　为配合“十二五规划”的启动，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收缩的同时，应当保持总量积极的原则。2011年的财政赤字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大，在扩大地方政府发债权利的基础上，重点用于地方国债的发行，建议规模在4000亿左右。未来改革应当减税与税制转型并行。　　消费政策应当更多从一次性刺激转向中长期制度性调整之上。一方面应当启动“收入倍增计划”，另一方面积极进行低收入人群消费启动的配套设施建设，通过关税和建立消费特区等手段，促进中国高端消费本土化。同时，加速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延缓汽车等产业在消费中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　　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往往具有“无创新的复苏”、“经济增长动力源泉多元化”、“新兴产业不确定”等特点，政府不宜过度采取行政措施，在短期内行政性地找寻到下一个周期的增长源泉，人为推广那些没有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的产业。而应当在市场机制改革和创新体系改革上做文章，同时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以为市场自动寻找新增长点和产业方向打下基础。“十二五规划”在实施新产业振兴和科技创新扶持上应当更多采取市场化的方式。　　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开启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从而开启了
中国市场化结构性调整。政府应当高度重视这种拐点性变化的重要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应当以促使这种拐点机制的启动而服务，因此强化低端劳动力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劳动法》，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配套改革应当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　　执笔人：刘元春、阎衍、朱戎　　2011年货币政策应当从目前的适度宽松向中性定位，建议M2增速不宜超过17%，新增信贷维持在7-7.5万亿。这需要中央银行上调150-200个基点左右的存款准备金率，同时进行适度加息。建议将目前的3%通胀目标值调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