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行十年前坏账阴魂未散3万亿泡沫藏身GDP

四大行十年前坏账阴魂未散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万亿不良资产挂账，中央财政的“共管账户”模式变成“左兜掏右兜”，国家要想核销这笔坏账，将计提2009年10%的GDP，全国人民变成真正的埋单者。　　6月28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达股份”)在北京召开创立大会，拉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下称AMC)的转型序幕。遥想当年国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入四大行，同时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进入AMC，现在四大行都上市了，AMC也开始转型了，1.4万亿不良资产核销却成了隐藏在GDP之中的巨大泡沫。　　四大行坏账游戏　　1999年财政部分别提供100亿元充当资本金，设立AMC；央行向AMC提供再贷款5739亿元，AMC共向四大行发行金融债券8200亿元，大致以1:1先后购买四大行总计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在银监会官方网站，关于AMC最新数据截止日期是2006年一季度(见右图)，这一数据暴露了AMC处置不良资产的秘密。按此数据推算：AMC购入贷款原值应为1.26万亿元(8663.4亿元/68.61%)；如果不良贷款全部处置完毕，现金回收可能达到2631.69亿元(1805.6亿元/68.61%)；加上非现金，资产回收可能达到3049.2亿元。以上推断都是基于现金回收率和资产回收率不变。但实际越到后来剩余贷款处置难度越高，两个回收率都会下降。　　2006年6月底，时任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的孙晓霞表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17万亿元，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1870亿元，回收率为16%。当年年底AMC皆宣布圆满完成不良资产处置，根据公开数据，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21万亿元，累计回收现金2110亿元，比国家核定目标超收286亿元。　　回到银监会的报表，现金回收2631.69亿元，资产回收3049.2亿元，如果不良资产数字用主流声音的1.4万亿元计，那么AMC辛辛苦苦十余年，现在不良资产还有1万多亿元(1.4万亿元-3049.2亿元)。　　按照再贷款和金融债券年利率2.25%计算，AMC每年需支付央行和四大行利息300多亿元(1.4万亿元×2.25%=315亿元，忽略发债的批次)，10年来回收现金全部付利息都不够。　　AMC不良资产的处置费用高昂，回收效率低下，其间审计署一度发动审计风暴，银监会也提出过严厉的整改
意见。十余年，AMC势必新增费用若干，如按媒体披露的7%的不良资产处置费用率，现在的坏账可能不止1万亿元。　　所以，从AMC接收不良资产开始，这就是一个数字游戏，即所谓的“政策性收购”。　　AMC中的经济泡沫　　随着信达股份成立，“共管账户”的转型方案拉开了AMC转型的大幕。　　目前，信达资产还有不良资产2000多亿元，基本是无法收回的真正“坏账”。但在转型方案中，其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2000多亿元巨额挂账损失剥离至此账户。　　引入“共管账户”，财政部不需立即支付现金化解损失，信达的报表焕然一新。对于“共管账户”的偿还，财政部将账户存续时间初步定为10年。如此，信达避免了被解散的命运，财政部也将买埋压力再度留给未来。　　AMC欠四大行的8200亿元，也有了去处。中行6月末公告称，其接到财政部通知，持有的东方债券到期后延期10年，利率不变。去年9月，建行持有的信达资产的2470亿元债券已率先获延期10年。另外，AMC欠央行5739亿元再贷款也将停息挂账。央行资产负债表没有股东权益，资产负债大致保持平衡；左侧每增加一笔AMC债权，右侧就印刷一笔钞票与之相对应，从而注入一笔流动性；左侧AMC每偿还一笔贷款，右侧就注销一笔基础货币，从而回流一笔流动性。现在AMC挂账，就是左侧不再偿还贷款，右侧也不再缩减货币，流动性停留在流通领域中，就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全体人民为AMC埋单。　　其实早在2006年，信达、东方两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成为首批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企业，将烂账打包发行CDO、CDS一类次级债。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监会暂停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经过2009年接近10万亿元新增信贷的疯狂，新一轮不良资产日渐涌现，化解就只能直接拿资本市场开刀。2009年是信贷跃进年，2010年必然是融资潮起年。如果目前已宣布的计划均能顺利实现，今年银行业融资总规模或超6000亿元。　　无论是不良资产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央行挂账，都是债务“左兜换右兜”，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不同科目下进行的调整。但债务就是债务，企业核销要靠利润，财政核销要靠纳税，央行核销要靠通胀。现在这些坏账隐藏在银行效益中，蜗居在GDP效益中，它们才真正是中国经济的泡沫。　　3万亿改革成本相当于GDP十分之一　　银行的坏账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成本。中国搞的是渐进式改革，对于改革的阻力，采取迂回、包容方式，沉淀为改革的成本。　　改革之初，成本多由中央财政当期直接支付，但到后来，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银行开始充当“第二财政”，逐渐形成为巨额坏账。　　央行研究局在2002年下半年的一个调研报告显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有80.7%是渐进改革成本的转移造成的，具体原因包括红头文件、企业政策性关停并转、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等。银行坏账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就要设法相救，银行就会进行财务重组。　　第一种形式是银行用自身利润核销坏账，这是企业行为。但用这种方式核销的只是极少部分。　　第二种形式是国家动用外汇储备重新注资。如中行和建行用中央财政的所有权冲抵1970亿元损失类贷款后，两行各获得225亿美元的外汇注资。　　第三种形式是AMC向四大行发行了10年期中央财政担保的金融债券8200亿元，用于收购银行不良资产。2005年4月，工行将2460亿元不良资产置换成等价的金融债券后，划归“共管账户”，并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　　第四种形式是AMC通过央行再贷款或央行票据收购银行不良资产。1999年—2000年，AMC用5739亿元央行再贷款按账面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资产；2005年工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按账面价值置换为央行票据，再以账面价值26.38%的平均中标价出售给AMC。　　银行财务重组支付了改革成本吗？只有第一种方式是被直接支付了的，因为利税本应属于财政部。其他三种方式，都只是完成了改革成本的再次转移——原本已转移到国有银行的改革成本，经过财务重组后又转移到中央财政与央行。　　外汇储备直接向银行注资，相当于直接增发同等数量的人民币。第三种形式又是通过隐性担保这种形式，仍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埋单，而是由中央财政间接的、延期的支付。第四种形式由央行负担，实际上最后通过普遍的物价上涨，由全体人民埋单。　　需要引起警惕的是，改革成本在被转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时，还在被放大、被恶化，这是一个更加恶劣的问题。　　2006年，西南财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野华做过测算，中国渐进式改革成本估计有23979.38亿元，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农行的股份制改革成本。　　农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财政部和农行设立“共管账户”，置换8156亿元不良资产，存续时间15年。这相等于农行持有财政部年利率为3.5%的等额债券，财政部每年付息285.46亿元，15年共4281.9亿元，连本带息12445.1亿元，农行改革成本又超过了1万亿元。当然，利息也还是财政部从农行的利税所得。　　按陈野华的测算，截止到目前的中国改革成本：32135.38亿元。如果加上财政部支付给农行的利息成本，则上升为36424.48亿元。　　按照统计局修订后数据，2009年中国GDP总量为340507亿元，如果一次性核销这些成本，就只剩30万亿元多点儿，10%就没了。中国GDP能够计提10%的拨备吗？　　(刘东《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