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全
访谈嘉宾：
杨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副院长
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安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11月的巴以冲突，互联网俨然成为“第二战场”；伊朗的政府网站则在近几年频遭 “投毒”；美国去年出台了《网络空间行动战略》，计划打造北约“网军”……围绕“第五空间”的博弈，谁将笑傲江湖？中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方面，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参与构建未来网络空间安全秩序？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两位网络安全领域的资深学者。
权力分野“北强南弱”
记者：在构建全球网络空间秩序方面，存在“西强东弱”的不平衡态势。应当如何看待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权力博弈？
杨剑：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国际关系和社会治理也因此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网络在科技上是各国竞争的平台，在经济上是财富汇集的手段，在文化上是相互影响的工具，在安全上是彼此防范的“战场”，在政治上是大国博弈的场所。鉴于互联网等网络空间已发展为全球经济运行的平台、人民交流的场所，因此，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也成为全球的共同责任。
网络空间的全球博弈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博弈。从合作方面讲，互联网等网络空间是各国将本国网络基础设施作为共享品与全球连接建构而成的。各国人民都可以通过网络效应获益。因此应当鼓励建立具有全球共识的网络治理机制。各国都应本着扩大共识、缩小差距的愿望积极参与网络治理机制的建设。从竞争方面讲，由于网络空间具有获取资源和拓展影响力的功效，因此全球各种力量都试图主导或影响全球网络秩序的建立。网络治理落后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因此网络空间中存在着“先入为主、先行为法”的法则。美国作为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源地，拥有重要基础设施的所有权，控制着主要信息产品的生产，掌握着互联网地址资源和根服务器的管理，因此具有不可比拟的控制权。但这种控制权也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一是私营公司权力的膨胀，影响到美国政府对网络的控制，二是网络空间的黑客行为，挑战了网络秩序，三是世界其他国家要求网络空间公平发展的主张。
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主要围绕着维护网络安全、防治网络犯罪、消弭数字鸿沟、促进网络公平发展、网络管理的国家责任和网络开放度等问题展开。在网络治理问题上出现了网络中心国家、网络化国家和网络边缘国家的分野。与其说在全球网络秩序建构方面存在着“西强东弱”，还不如说存在着“北强南弱”的问题。在今年10月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全球网络大会上，美欧作为中心国家主导着会议的主题，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代表提出了新的倡议，而广大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尚未派代表出席。这是国际间财富和权力不平衡发展在网络空间的映射。
网络管理需多边民主
记者：中国对网络全球治理的态度如何？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参与网络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杨剑：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信息化和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网络的依赖度很大，因此，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安全有序的网络秩序；重视在知识产权保护、打击网络犯罪、促进网络权利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中国在网络全球治理的主要主张包括：网络主权原则，一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各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国际合作原则，平等互利，责任共担，促进互联网的有序发展；平衡原则，网络安全与信息自由流动的平衡，网络使用者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不可偏废；和平利用原则，各国不应利用网络技术和资源对他国实施攻击，危害他国安全；公平发展原则，主张建立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民主的国际管理机制，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消除数字鸿沟。中国的主张获得了新兴大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网络空间中权力和财富的严重不公平。发展中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消除技术贫困、获得援助发展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提高政府和民众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将关注点放在强化知识产权、扩大西方价值观上。西方发达国家主张撇开联合国另起炉灶建构西方版的网络秩序，这实际上让很多网络落后的国家缺席了网络治理的讨论。
沈逸：中国应当用更清晰和更易为人所接受的语言阐述中国关于网络全球治理的主张：网络空间应该服务于所有国家，不仅仅是少数国家的工具；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需要民主化，从关键基础设施民主化入手；信息自由跨界流动必须以尊重和维护国家安全为前提，主权国家不应以任何方式资助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标或者拒绝接受所在国法律管辖的非政府组织；对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必须纳入联合国框架并遵循国际电信联盟模式，鼓励国家在自愿基础上的开放性合作；为了实现这种合作，美国应该释放出更多的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置于国际机构的管理之下。
网络难成“民主”工具
记者：全球性“网络战”会爆发吗？应如何认识一些国家想把网络作为一种 “民主输出”工具？
沈逸：全球性“网络战”有爆发的可能，但其爆发不太可能是某一或某些国家蓄意控制的结果。事实上没有任何国家具备足够的能力保证去控制这样一场战争的后果与边界，并确保自己从中获益。如果单一国家凭借自己的情报就认定他国在操作或指使代理者进行网络攻击，并借此进行网络反击，必定造成过度报复。因此，通过联合国等权威机构认定攻击的性质是防止国家间网络战发生的关键。
互联网天然地对民主、扁平化、信息流动、透明化等属性有亲和力，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把它作为推行“民主”的工具，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主”是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工具，因此一定是双重标准的。除非那些非政府组织能够确保该国网民愿意以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作为自身的切身利益，否则，一定会失控，并出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
中美“错肩”加速竞合
记者：围绕网络空间安全秩序构建，中美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杨剑：如果将网络空间安全秩序建构放在中美关系的背景下来讨论，那就存在着三种安全，一种是美国人考虑的网络安全，一种是中国人考虑的安全，还有就是共同的关于全球经济平台的网络安全。
美国的网络安全措施最完善，技术最先进，同时还把持着互联网的管理权。因此，它的网络是最安全的。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和军事对网络的依赖也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因此，它也是脆弱的。网络安全具有不对称性，网络只要有一个漏洞就可以给袭击者以机会。美国在战略信息方面严加控制，防止挑战国掌握；在商业信息方面强化知识产权，保证美国企业能从信息网络技术中获得最大利益；在价值观方面将网络作为武器，影响别国政治或削弱他国政权。
中国考虑的安全是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防止外国势力借用网络进行颠覆活动。因此，与美国的许多网络治理主张有差异。中美之间在网络治理方式上的斗争将会长期进行下去。特别是中国与美国处于战略的错肩期，美国防止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相互信任还有待加强。
在维护作为全球经济平台的网络稳定运行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相互之间的国际合作也在深入进行之中。在打击网络犯罪、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技术援助方面，中美之间有许多合作面。说到底，互联网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是各国经济发展依赖的共享平台。美国作为信息技术核心国家应当释放出更多的管理权力，应当降低贫困地区人群进入网络的门槛，减少利用网络优势干预他国内政事件的发生。让网络持续、稳定、安全、平等地为人类的共同发展服务。
沈逸：中国和美国之间合作与竞争都有，目前来说，竞争更大；中长期看，竞争会加剧，合作也会逐渐提升，因为日趋衰落的霸权会选择网络作为压制中国崛起的廉价方案；远期，当中国整体实力与西方主导大国接近时，合作会取代竞争。青年是网络的未来，中美之间应当建立青年论坛，更加坦率地讨论争议和冲突，澄清认知，然后探讨相应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