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热的冷思考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9月16日，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创新发展战略》，这是自去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文称《决定》）印发以来，最早公布的相关产业政策。　　海洋工程装备是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重点。此前《决定》中将节能环保、新能源、电动汽车、生物产业、新材料、高端设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定为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虽然早在去年就已经公布《决定》，但相关落实规划却迟迟未能出台， 9月1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规划》已经完成起草、征求
意见阶段，争取在9月提请国务院审议。张晓强同时透露，国务院已经批准由发改委与财政部共同研究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规划》尚未出台，地方政府、企业都已经纷纷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热遍中国。　　关于战略产业，经济学家王小强曾经谈到：“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国家不能放任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　　这意味着战略产业应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该产业必须具有能够成为未来经济发展中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可能性，其二，该产业可能当前并不能盈利，或者本国在该产业上还不具有资源、技术等优势，不能任其自生自灭，而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　　事实上，目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再工业化”“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下制定了战略产业的国家发展战略，如美国选择智能电网和
新能源汽车，日本则重点发展环保产业。在国家战略下，巨额资金流向了这些产业。　　按照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二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要达到GDP的8%，这也意味着大量的国家资金支持将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此，《中国投资》采访的多位专家在肯定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的同时，也表达出对产业风险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规划或产业化初期阶段，仍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或投资风险，需要引起重视，如技术路线的不确定；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带来的风险，不同投资主体大干快上而形成的新产能过剩可能性；现有体制对新兴产业的不适应；或者类似福岛核事故等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值得决策层与投资者高度重视。　　技术路线：　　选择不当 全盘皆输　　近日，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之争波澜再起。7月《求是》杂志刊登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该节选指出，“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是什么，现在重点发展的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是不是最终产品，并不十分明确”。　　来自于国家领导人的疑问反映出当前新能源汽车在技术路线上的纷争。事实上，早在2001年起关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的论战就一直不断。而酝酿1年多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的出台时间也一再推迟。　　一位参与《规划》制定的人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由于产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政策选择之下依靠大量投入培育起来的产业，一旦技术路线选择错误，将形成国家资金和社会资金的巨大浪费，还将延误最佳的发展时机，这即为什么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迟迟未决的深层原因。　　国家发改委产业所专家曾智泽也认同该观点，他认为技术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根本风险，除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都存在这样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不仅存在国际范围内的比较中，同时也存在于产业内部；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各投资主体与单个项目中。　　“在太阳能光伏多晶硅制备技术中，目前就有改良西门子法、新型硅烷法等技术，不同的技术生产1千克多晶硅，耗电相差100多度。一项投资数十亿元的项目可能很快过时，盲目投资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冯飞就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指出。　　如何应对此类风险， 863项目主要组织实施者朱光亚曾经提出进行“软科学的概念研究”（《我们的父亲朱光亚》），这类软科学概念研究按照朱光亚的理解应该涵盖战略层次、物理层次、系统技术层次和体系层次，以上层次的概念研究要具体化到关键技术和关键物理问题的技术分解和实施，而在概念研究阶段应淡化工程概念。　　因此，是否应在产业化之前充分地进行软科学研究，从而在根本上消除技术路线的选择问题，这成为一些业内人士的建议。　　至于政府是否应该在技术路线上进行干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吕薇认为，政府应支持技术开发和早期产业化，但是，技术选择和产业的发展还要靠市场机制。　　“首先，政府要公平支持各种不同的技术路线，政府通过制定能耗、安全、环保等标准，建立市场准入门槛，由市场选择新兴产业的技术方向。其次，要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反映稀缺和环境影响的资源价格和税收体系，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和引导企业创新”。吕薇认为。　　市场需求尚待培育　　8月1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明确今年7月1日前后核准的光伏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1.15元和1元。这一政策的公布令国内需求一直低迷的光伏行业为之一振。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业一直处于“只做不用”的尴尬境地。尽管我国光伏设备供应了全球50%以上的市场，国内需求量却不到全球5%。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利润伴随国际市场需求波动而大幅波动，2010年约占全球70%装机量的德国和意大利调整了对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补贴政策，引起了全球太阳能产品价格的剧烈下跌，导致多晶硅价格下跌20%以上，电池片也下跌30%左右，直到德国与意大利的政策确定，市场才又趋于稳定。　　“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节能环保的效益流向国外，污染和资源消耗留在国内”。吕薇表示。　　由于光伏发电成本较高，在并网发电时需要大量国家补贴，因此发电项目远远赶不上设备制造能力的发展，造成了“只作不用”的窘境。相对于火电0.2元的电价，光伏电价过于高昂，虽然有金太阳工程等补贴政策，也远远不能推动光伏发电的大规模开发。　　曾智泽认为，新兴产品一般都会面临市场接受过程和生产规模化的过程，以实现从产品到商品的“惊险一跃”，这一市场风险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然要产业化，就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新能源产业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等在现阶段仍然依赖于政府补贴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这种政府的扶持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是否能帮助新产品最终为市场接受，还有待实践检验”。业内人士表示，“比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物联网和云计算领域，目前的表象是产业的商业模式还存在不确定性，实际是市场需求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此，国家发改委产业所所长王昌林认为，应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鼓励需求的政策，为新兴产业开拓市场。　　比如可以通过落实消费型增值税，进一步细化政府采购政策，通过法律、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市场准入等措施促进新技术的利用和推广。通过税收、金融等政策，鼓励采购首台套或首批次重大技术装备。　　此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新商业模式。“因为我们目前很多产品成本还比较高，前期投入也比较大，社会效益比较好，但是经济效益比较差。为此，要积极培育市场，实施一些重大示范应用工程。积极推进市场应用、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我们要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架构，包括一些机制体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王昌林说。　　统筹规划破除体制障碍　　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无论技术、商业模式、市场主体还是市场需求都比较成熟，明确，但现有体制却阻碍了产业化推进。比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
三网融合领域，无论骨干网、宽带接入网的网络现状，电信、电视、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还是市场需求以及市场主体都几近成熟。但三网融合的产业化推进却因为部门阻隔而无法推进。　　在王昌林看来，迟迟未能推行的三网融合，症结在体制。“从很大程度上来看，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的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会严重制约我们的发展”。 王昌林表示。　　又如节能环保行业，作为政策依赖性行业，他认为，只要国家划定严格门槛，行业就能获得发展机遇。“如果体制机制能够进一步理顺，那么下一步相关行业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王昌林认为，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科研体制。“当前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使得新兴产业成为无源之水；而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不完善造成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仍比较突出”，王昌林说。这直接造成了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系统，不是单项技术、单个产品或某个环节的突破就能发展起来。如，我国的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增加很快，但由于风电的不稳定性，需要稳定的电源与其配套。我国陆上大规模风电场大都在发展中地区或欠发达地区，有些地区缺少配套稳定电源，电网建设跟不上，设备利用效率低。又如，发展插电式电动汽车，必须解决方便充电问题才能推广使用，同时要解决汽车技术、电池技术和电池材料技术配套发展等。目前，国内大部分电动汽车生产企业是组装厂，电池技术、材料技术和充电设施是短腿。因此，要跨部门和跨领域做好规划和配套发展，提前做好部署”。吕薇认为。　　因此，她建议打破部门和地区分割，在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下统筹规划，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另外还应加强相关技术研发、产业链各环节配套、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标准、制度和政策的统筹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