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才应拿多高工资

在中国，公益活动如果仅仅依靠一些人的理想和激情来开展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必须要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要做到这一点，公益组织就必须要成为一个常设的机构，要能够为其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　　文/ 本刊记者 穆青 洪涛　　李睿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发展主任。但如果与他交往更深一点，他便会告诉你实话——其实他并非专职从事这项工作，只是在空闲的时候给慧灵机构帮帮忙。　　自从在表姐的介绍下来到慧灵帮忙开始，李睿陆续参与了慧灵机构组织的一些项目。曾经有段时间也想过要全职来到慧灵工作，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至于原因，他表示主要是在这里收入太少，无法养家。“我已经结婚了，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作为一个男人，如果我连给家庭贡献一点起码的收入都做不到，却说要帮助别人，这不是很可笑吗？”　　因此，李睿就在外面找了一份设计的工作，而在慧灵工作就只能是一项兼职从事的副业了。　　其实，在国内的草根型NGO里，类似李睿这样身份尴尬的人还有很多。“作为一家草根公益机构，我们注定过得只能是像有些瞧不起我们的人说的那样‘到处讨饭’的日子。因为是公益事业，很多帮扶对象本就是贫困群体，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必须通过募款来生存。但是，在当今社会募款真的是挺难。没办法，你没有钱，也就无法给员工提供有尊严有体面的报酬，只比最低工资线好一些而已。自然留不住、养不起人了。”慧灵机构的创始人孟维娜无奈地说。　　激情与桎梏　　相对来说，慧灵的生存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有教会背景，可以获得一些国外信徒的募款，从而获得一定的资金保证，可以有些小发展。即使这样，它的基本状况依旧是捉襟见肘，很难提供几个真正的全职工作岗位的经费。而且，即便在岗的，工资收入也很少。　　特别是近几年，全球金融危机让慧灵也遭遇到了极大困难。有一段时间国外这些募款资助来源断了，包括全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下来。后来虽然有恢复，但总的趋势是来自国外的募款越来越难了。　　因为待遇无法提高，导致大多数草根NGO的员工队伍都很不稳定，通常工作一年以上都属于老员工了。大多数员工刚刚进入机构的时候都热情澎湃，想努力做成一件能受到众人一致称赞的好事情。但是，当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现实问题就会浮现在眼前，未来怎么办？这样的工作能不能持续下去？　　在中国面临如此困境的NGO有很多，因为本身中国的NGO数量就非常多。清华NGO研究所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认为中国除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之外，还存在着十种其他类型的NGO组织，估计这些组织在全国的总体规模在200~270万家左右。虽然这个估算数字一直无法被确认，但这一数字的量与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有着10∶1的比例关系，已经被很多人拿来估算各地的NGO数量了。　　在中国，很多草根NGO的创始人都是拿自己的积蓄来创办机构。他们都有种强烈社会使命感，有很强的慈悲为怀之心。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成为很多草根类型NGO的一个桎梏。他们接受不了带一点商业化的东西，听不得一点商业化的东西。　　比如，一位咨询人士曾为一些草根NGO做过培训，教导如何能更好的做好一个NGO，获得更多筹款的办法。当他提出要学会“营销”之时，台下听讲的人都反对起来。他们说：那些商业的东西，我们不能要！　　在草根型NGO中，有不少是为弱势人群服务的。其实它们也有创收的方式，比如像慧灵这样为残疾儿童服务的机构，因为残疾儿童的家庭也很不一样，有些富裕，有些贫苦。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些机构可以通过向一些富裕家庭收费，然后再用之贴补那些贫苦家庭儿童。但是，草根公益机构大多都有非常强烈的悲悯之心，他们总是强调，他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为贫苦人服务。因此，越是贫苦的家庭孩子，越是就应该得到他们的帮助和照顾，拒绝任何向富裕家庭倾斜的举动。而服务贫苦家庭的儿童，就很难获取到回报，这样就导致机构更没有供发展用的资金。恶性循环之下，机构也就变得更加窘迫。　　以北京的草根机构为例，绝大多数项目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在1000~2000之间(大大低于北京平均工资)，机构负责人的工资在3000左右，能提供三险一金的不多。实际上，机构中行政人员工资比项目人员的工资还要略少两三百元。而假如是在乡村工作、劳工领域或者贫困地区的NGO，工资水平甚至要更低。　　只有很少的，获得了较稳定资助的草根NGO，普通项目人员才可以达到2000~3000元的水平，项目主管和机构负责人工资可以达到3000~5000元。因为机构还设置了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工资水平也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相对来说，外资NGO的工资水平相对最高，少数甚至能达到在华外企平均工资的一半以上。各大基金会从业人员的收入比草根NGO相对稳定，也略微高一些。但他们却也一直面临着这方面的尴尬。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导致很多基金会工资支出受到了严格限制。　　像南都基金会就属于是国内做的最好、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之一，注册资金达到一亿元之多，但其全职工作人员也仅仅只有10名。大多由企业出资的非公募基金会，由于行政成本受限，无奈之下，其部分员工的工资只能由所属企业发放。　　认识的偏差　　对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员来说，一个最大的困惑无疑是目前人们对公益组织理解的偏差。　　汶川地震过后很多NGO都在灾区安置了自己的项目点，这些NGO的工作人员需要与灾民直接接触，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了解他们的特点，用好捐赠人的钱，使项目有效地运转下去。　　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就是这样的一家机构。自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他们的机构就一直留在四川灾区，做一些帮助救助地震中受灾的伤残孩子的事情。目前爱艺是青川县唯一的民间救助驻点机构，得到了当地政府机构的极大认可和表彰。但是，在机构运行当中，还是出现了很大困难。　　爱艺执行主任寇延丁说：“其实在我们的机构中，存在着严重的反差。那就是既有不差钱的地方，又存在着严重差钱的问题。”　　“我们不差钱，不差在哪里？救孩子的钱、治病的钱、读书的钱，这些用于直接救助的，钱真的不差。有时候我们可以得到非公募基金会的支持，有的时候可以得到公众的捐款捐物的支持。我们差的是什么钱呢？是我们机构自己运行的钱。因为很多捐款捐物的人都强调说，我们的钱只是捐给孩子治病，不能用于其它的目的。但他们捐款人却从来都没有考虑我们在当地租房子需要怎么办？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怎么办？我们去四川的差旅费怎么办？”　　因为有运营成本受限的问题，虽然爱艺在四川已经做了两年了，投入到灾区工作的直接人员有2~3人，后方人员1~2人。“两年多来，得到的和四川项目直接相关的用于人员方面的工作和差旅费用不超过六万块钱，怎么能让我们机构正常运转呢？”寇延丁很迷茫。　　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缺乏民间捐款，而是公众在捐款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认识偏差，总认为做公益就必须要无偿的，不能考虑自己。但是，这在实践中根本就无法持续。　　南都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表示，“人们应该认识到，公益组织其实是捐款人的代理人，其使命是为捐款人实现他们的公益目标。既然是这样，那么就应该给代理人一定的劳动报偿。假如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人们捐助再多的金钱、物资也无法真正实现捐赠者的目的，无法达到他们的主观愿望想达到的目标。”　　经常有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捐出去了100块钱，结果到灾区小孩子手里边就成70块了？汶川地震中，当有的民众了解到相关执行机构从善款中提取10%的管理费，觉得善心被利用了。一时间，关于公益组织是否该提取管理费的争论，在网络上迅速蔓延开来，引起轩然大波。　　这让不少民众很受不了，认为是有人贪污了。但实际情况却不见得如此。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做公益和慈善行动也是需要有成本的。有公益从业人员的工资，有差旅的费用，有物流运输的支出，还有组织的成本，等等。其实，做公益，并不是拉上几个捐款人为项目买单那么简单的事情。　　破局途径　　实际上，由于缺少办公和运营方面的资助，大多数本土NGO的条件都非常艰苦。在北京，大量草根NGO的办公条件和环境都很差，很多都在五环之外，类似丰台、通州这样的一些城中村里边。　　当你询问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都会老老实实的告诉你，因为他们付不起太高的房租。“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公益组织，那房东你就别要我们房租了吧？人家凭什么要有这样的觉悟，白白为你奉献？”　　但问题是公众普遍不理解，做公益是需要成本的，总以为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最终的帮扶目标上。　　正如泰安爱艺的寇延丁所困惑的：“草根组织的确都面临很大资金方面的困难。我们在项目募款方面不存在问题，用于工作、用于工作对象的钱在筹集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很多人听说我们做的事情，都很想帮助那些受灾的伤残儿童。但是我们机构自己运行的钱却很少有人愿意给。已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我们机构最基本的生存和运转的问题了。”　　当然，有不少企业创办的非公募基金会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王维嘉是美国通用无线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担任着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会长。他强调：“对当今从事公益行动的人应该表示崇敬，因为在中国目前还只有很少的人在从事公益事业。而且他们还都是在面临政策很大阻碍的情况下，主动从事公益方面的工作，可以说都是一些有理想的先驱，是我们都应该钦佩的人。”　　但同时，王维嘉也认为，在中国，公益活动如果仅仅依靠一些人的理想和激情来开展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必须要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要做到这一点，公益组织就必须要成为一个常设的机构，要能够为其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如果你不满足于只是简简单单的、草率地干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是想变成一个伟大的运动，变成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参与的工作，那么你就不可能靠几千个活雷锋，必须要让公益事业在未来成为年轻人的一个职业选择。”　　“你想发财不能到公益机构里面来，但是做公益的人必须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王维嘉说。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王维嘉所在的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也是如此实践的。“我们基金会就是用来资助民间的环保组织，给公益组织员工发工资和支付出差费用。我们要资助一些有热心，能做事，能做好事的组织成长起来，真正为中国的公益行动尽一份心力。”　　现在中国每年捐款大部分源于海外，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很多大基金会都会收缩在中国的资金捐助量，因为他们觉得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太需要外界的援助了。那么中国的公益慈善机构今后应当从什么途径获得资助？　　一些资深公益人士认为这绝不是问题，因为国内目前在资金方面的实力已经相当可观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等国家最大的债权国，资金实力可以说已经空前雄厚了。如果能切实的动员起来，让捐助的钱能够到达那些最需要资助的草根型NGO手里，那么将这些撤离的国际资金补充起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而重要的是，公众的对公益的认知一定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