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求助”的多维思考

□张北坪　　网络求助，即通过网络寻求帮助并获得帮助的事实。狭义上，就其所借助的手段来说，它属于媒体救助的范畴；广义上，就其所作用的对象来说，它属于社会救助的范畴，因而，对网络求助的定位应以对媒体救助和社会救助的理解为前提。　　媒体救助的内涵界定　　媒体救助是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是大众传媒人文关怀和服务功能的体现。依靠其迅捷性、互动性和舆论正义，媒体越来越成为困难社会成员的首要选择与获取帮助的重要途径。今天，媒体救助已成为政府职能部门(如民政部门)救助、慈善和非赢利性社会组织救助的重要补充。媒体救助和其他救助形式互相补充、互有交叉，强强联合，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　　媒体救助内涵十分广泛，包含灾难救助、疾病救助、学业资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多种形式。媒体救助的特点：一、商业化运作程度较高的传统媒体，如都市报、广播以及网络、短信等新兴媒体，是媒体救助的主力军。二、新闻策划在媒体救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许多有重大影响、救助效果较好的报道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三、媒体是发布求助信息的平台和中介，救助效果的达成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例如：媒体自身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公众在救助中的参与是一种选择性参与。　　社会救助的提供方式　　社会救助是一种古老而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最为普遍和常见的一种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子系统。社会救助之概念在我国古已有之，但在历史上，社会救助主要以官方救灾济贫和民间慈善事业为主要表现形式。　　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救助的理念、范围、内容、标准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社会救助应为政府和社会对救助对象的各种支持和帮助，而不管这种帮助是什么形式的。与此同时，社会救助的标准也不再仅限于满足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应该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　　我国有关学者将提供救助其参与方式划分为：政治动员式参与、经济动员式参与和社会文化动员式参与。政治动员式参与是指服务的提供重要靠政治运动、意识形态、政府的带有强制性的政策等驱动来进行的。经济动员式参与方式是以经济利益的回报为期望的参与，服务者预期提供某种服务有经济利益可图而从事某项服务，而这种经济利益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文化参与式是指基于社会的文化传统，由个人基于对社会责任、社会声望或内化了这种价值的人格力量驱动的。一个机构、一个人基于对本身社会责任、社会声望的考虑，或基于同类意识自觉地有向需要者提供服务或帮助。就目前的网络求助信息而言，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动员式参与上。　　“网络求助”的科学定位　　对于“网络求助”则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兼具网络与社会救助的特质，是基于现代技术手段谋求社会救助的，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彰显人性的光芒，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求助与传统乡土社会相比而言，具有信息辐射面广、发布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等特点。正是基于现代社会对于网络技术的青睐和倚重，“网络求助”已经雨后春笋般发展，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成为时代的印记。　　由于救助行为是一种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为基础，以社会成员的自愿捐献为经济基础，以民间公益事业团体根据捐献者的意愿对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进行物质帮助为基本内容的一种社会互助事业，因此，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网络求助”众生相中，网络求助的主体均是通过网络方式将家庭困难或隐私公开发布，以寻求广大网民与社会成员的帮助。他们采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给公众演绎了一个个最符合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真情故事，更快更广泛地获得了公众的同情和援助。　　网络作为新媒体的诞生是人类强烈的传播欲望的内在产物，同时，由于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不由自主地唤醒了大众的传播自觉。特别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作为一个空前开放的系统，不属于任何国家、民族和组织，是一个全球性信息资源共享的系统，是普通民众对于信息的自主提供与分享。而“网络求助”实际上就是在虚拟的网络社区所进行的人际互动。救助者是资源的占有者，是决定助人活动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或决定性因素。求助的过程所暗含的基本假设是：受助者对改变自己的状态是乏力的，他们按照助人者所设计的方案去活动，才有从困难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因此，这告诉我们，在这一特定的场域，无论是对于求助方，还是施救者，都应当不折不扣地遵循好诚实信用原则。即求助方是否正置身于“雪中”，显得孤立无援？对救助方而言，是否没有压力基于恻隐之心伸出援手？不可否认的是，在虚拟世界中，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随处可见。网络求助变成了敛财或迅速成名的快捷途径，个别救助行为尽管也充满了人间大爱，但其价值取向却偏离了慈善的方向。　　笔者认为，发动社会成员自愿无偿地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救助，其本质是一项扶弱济困的社会事业，是基于自媒体时代，有限政府、公民社会及自主个体为其逻辑起点的。由此，网络求助既是对社会保障体系不太完善的情势下，对社会救助的有益填充，同时，在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当下，由于网络求助信息的发布、验证、网络募捐的监管等问题接踵而来，这不仅对社会救助行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是对网络道德行为的测察和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