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何时复兴姜昆：要重视基层观众和国际舞台

7月7日—8日，加拿大多伦多维多利亚女皇剧院华幕初启，观众便走进了笑的艺术世界。中国幽默艺术首次受邀加拿大主流社会，西方媒体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加关系跃上新台阶的重要节点，将中国式欢笑洒向世界。　　中国团队“热逢此时”　　将世界的笑引入中国，将中国的笑洒向世界　　7月7日—8日，加拿大多伦多维多利亚女皇剧院华幕初启，观众便走进了笑的艺术世界，两场充满中国元素的节目让多伦多人笑翻了天。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率领中国喜剧演出团，应加拿大国际幽默艺术节的邀请前来加盟，这是中国幽默艺术首次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北美地区英文报纸《环球邮报》对中国喜剧演出团进行了长篇报道，《北美在线》、《星星生活》等当地媒体对中国式喜剧和幽默给予高度评价：“就在人们对多伦多酷热的感受快要改写历史之时，又一股‘热浪’扑面而至——这就是人们早已希冀与盼望的中国喜剧演出团，他们带来的两场演出可谓‘热逢此时’。”　　节目不仅有原汁原味的中国少数民族歌舞、弹唱，如阿尔法活力四射的歌舞，帕丽达·哈比亚西及叶尔泰·哈布德开的哈萨克冬不拉弹唱；也有焦建东、石磊超乎想象、千变万化的手影戏，青年魔术师李苏阳精彩绚丽的魔术，还有双胞胎滑稽笑星刘全和、刘全利兄弟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哑剧。当然，更少不了中国的“脱口秀”——相声表演，姜昆、师盛杰、石富宽、戴志诚四位艺术家的相声节目讲述了语言的学习与沟通中的种种乐事，他们的表演妙在老到无痕、自然天成，包袱好似信手拈来，展现了深厚的传统功底。　　“中加关系需要笑的时候，来了中国的笑星，不能不令人感慨与欣喜。”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及文化部部长陈国治是从香港移居多伦多的华裔，远道而来的中国艺术家令他备感亲切：“能在这个遥远的国家见到中国最大众、最具有亲和力的幽默艺术，我感到非常骄傲。”“姜昆显然是来对了！”加拿大媒体感慨：“2010年是加中关系跃上新台阶的重要年份，6月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加拿大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多伦多出席了G20峰会，同时签署了包括ADS等多项合作协议，让两国的合作前景明朗而阳光。”　　“快乐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它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跨越文化的隔膜。我们的理想是，将世界的笑引入中国，将中国的笑洒向世界。”中国曲艺首次受邀西方主流社会，让姜昆很是振奋，“幽默艺术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财富，中国应通过各种交流把东方文化的幽默艺术介绍给世界，同时吸收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中的幽默艺术。实践证明，我们已经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中国曲艺期待复兴　　现存400余种曲艺曲种堪称中国文明的活化石　　新世纪元年，姜昆出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当时艺研院还在北京什刹海西侧的恭王府，这座前清的王府从格局上看依稀还能显露昔日的威严，然而当你走近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一处都透着沧桑的印迹，有历史的创伤，也有现实的无奈。庭院破旧，花木凋零。”姜昆说。他坐在只能容下一桌三椅的所长办公室，黯然神伤：“这里不也是传统曲艺的一幅缩影吗？”　　那几年，是中国曲艺最低落的时期。曲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向高峰，特别是绵里藏针、讽喻时弊的相声艺术。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文化环境走向开放、宽容和多元，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浪潮让这一文化传统饱受冲击，曲艺却跌入低谷。观众分流、演员转行的事情频频发生。曲艺创作因循守旧，缺乏原创，或者似曾相识，或者老腔老调。特别是相声，一上台还是过去那几句，观众都听烦了，以至于“任凭你说破嘴皮，观众就是不乐”。曲艺不兴，何谈幽默、何谈欢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数度赴山东胡集书会和河南马街书会考察民间曲艺发展状况，那场景令他至今难忘。“广袤的原野就是幽默艺术的广阔舞台，一块看不见边的黄土地上，云集了几百摊来自四面八方的民间曲艺艺人。观众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百姓，一来就是十数万人，河南坠子、三弦书、河南大鼓书、山东琴书、湖北渔鼓……一应俱全。但闻琴声此起彼伏，喝彩接连不断，艺人说唱的余腔余韵在蓝天白云之间回荡。面对人海般的书会，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听到的是天籁之音，是中国老百姓的心灵
对话。”　　曲艺是中国“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曲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堪称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流传过程中曾产生数千种曲艺样式，它们堪称中国文明的刻本与化石。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活在中国民间的各族曲艺曲种约有400个左右，顽强地存活于广阔生活的土壤之中。　　“曲艺来源于生活繁荣于生活。我们的老祖宗一边干活的时候，就一边创造说唱艺术。”姜昆举例说，“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后人管它叫诗，谁知道，当时兴许人家自己叫‘快板’呢？不论哪种艺术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生活。”他认为，曲艺低迷的原因一方面是小品等新的艺术样式，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分流，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创作上。“从内容看，批评精神缺位，讽刺艺术与我们渐行渐远；从语言讲，在新语言、新语境中，我们的创作做不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内容苍白无力，语言陈旧乏味，形式必然无所附依。　　“中国曲艺何时复兴？”姜昆经常自问，“叩问心扉，心里翻江倒海；伏案沉思，脑袋隐隐作痛。”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在不断的探索中，姜昆发现，在两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有两个曾被忽视的认知群体，“一个是基层观众，一个是国际舞台”。中国文联每年开展数百场“送欢乐下基层”活动，将艺术送到那些如饥似渴的观众中间，“回溯中国曲艺的发展历史，我们必须记住，广大观众才是创造和鉴赏艺术的主体，曲艺的辉煌必须体现在为观众服务、受观众欣赏与喜爱这个突出特点上来。”曲艺一直是站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前列的艺术样式，“就说这段时间，5月29日，法国邀请中国21个曲艺节目参加‘卢浮金杯’比赛，60名老中青艺人首次到国际赛场展现中国曲艺风貌；6月28日，百人相声大会在上海世博会推出。曲艺是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农耕文明土壤中生发出来的艺术样式，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一艺术传统传承下去。”　　从“我要来”到“要我来”　　笑声的背后是中国的发展与自信　　“7年前是‘我要来’，7年后是‘要我来’。”站在伊丽莎白女皇剧院的舞台上，姜昆如是说。　　1978年，世界幽默大师鲍勃·霍普访问中国。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他亦喜亦悲：“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这件事令姜昆非常感慨，闭关锁国的中国一度与整个世界隔离。“鲍勃·霍普的悲伤其实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的悲伤？那时候，中国不知道世界，世界也不知道中国。”姜昆说，“今天，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世界也正以期待的目光注视中国。”　　1994年，姜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加拿大，师从多伦多大学教授石清照教授学习民间文化理论，恰逢加拿大国际幽默艺术节开幕，节日的欢乐和艺术氛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中国的曲艺艺术家，从没在这里出现过。”2003年，姜昆应邀参加国际幽默艺术节开幕式，此时便萌生了将中国曲艺中的幽默艺术介绍给世界的念头，他向当时组委会负责人克利斯托斯提出：希望加中两国幽默艺术界今后能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因为中国的幽默艺术十分丰富，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如变脸、皮影、相声、小品、哑剧等艺术形式不仅深受加拿大众多华人喜爱，而且也一定会被当地其他族裔的观众所接受。克里斯托斯当场表示，姜昆作为中国的著名喜剧艺术家参加加拿大国际幽默艺术节是加中幽默艺术交流的一个开端，希望姜昆能为促进两国的幽默艺术交流发挥桥梁作用。没想到，这个理想从一句承诺走进现实，竟然用了7个年头。　　“说句老实话，在此次接洽中国艺术家加盟国际艺术节之前，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加拿大国际艺术节组委会负责人史蒂芬·切尔皮特坦诚地说。就像许多外国人一样，他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几乎还是保守、内敛、羸弱、被动的形象，而这次，诙谐幽默的中国艺术让他看到了中国文化开朗、主动、奋发、昂扬的另一面。“30年前，中国打开大门，向世界真诚地敞开心胸，这些年不断地有中国艺术走进加拿大的生活。”然而，他对于这些演出一直无缘顾及。这次，作为加拿大国际幽默艺术节的组织者，他完整地接触到中国文化。“我完全被征服了！在那些从心灵深处爆发的笑声背后，我看到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自信，中国文化面对世界的友好姿态，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力量。”　　“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机会多了，应当注重把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介绍给西方社会，让他们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来进一步了解中国。”刘全和、刘全利说，这对双胞胎兄弟是中国目前唯一获得世界幽默滑稽艺术大奖最高奖——金小丑奖的艺术家。　　爱德华·约翰斯投资证券公司投资顾问杨静在工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副会长。作为加拿大最大的中国专业社团的领导者，她对于中国幽默艺术第一次走进西方主流社会则有着更深的感慨：“中国曲艺应该超越民间交往，走到政府间交流与合作的层面。”　　“强大的祖国是每位游子坚强的后盾。”中加友谊发展促进会会长王家明说：“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发展到现在国力强盛、经济雄厚的国际大国，身居海外的每一个华人的确都会感到骄傲。”加拿大欧阳氏集团总裁欧阳元森说：“现有100余万华人华侨生活在加拿大，华裔从当初的苦力到现在参政，巨大变化离不开祖国60年不断发展。特别在这次金融海啸中，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各国的重视，作为海外华侨倍感自豪。”　　链接：　　曲艺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我国民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到了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俗众宣讲佛经故事的出现，大曲和民间曲调的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曲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也有了职业艺人，说话伎艺，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极其昌盛。明清两代及至民国初年，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数量猛增，大大促进了说唱艺术的发展，即一方面是城市周边地带赋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说唱纷纷流向城市，它们在演出实践中日臻成熟，如道情、莲花落、凤阳花鼓、霸王鞭等；一方面一些老曲种在流布过程中，结合各地地域和方言的特点发生着变化，如散韵相间的元、明词话逐渐演变为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这一时期新的曲艺品种，新的曲目不断涌现，不少曲种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曲艺品种，大多为清代至民初曲种的流传。　　曲艺来源于民间，成熟于民间，“曲艺”一词，却是新中国成立后方才流行起来的。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曲艺改进筹委会(后改为中国曲艺研究会)，以“曲艺”作为全国某些说唱艺术表演艺术的总称。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把民间曲艺艺人与其他文艺工作者汇集一堂，并授之以文艺工作者的称号。　　本报记者 李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