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莫让生命成为实名举报的最后线索

邓海建　　7月16日晚，广东茂名留遗书维权的公务员朱国瑜被3名年轻人砍伤，其手臂、后背共有4处刀口，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今年1月，朱国瑜因其母反强拆被打死而在网上写遗书，称愿以死为母申冤，遂开始在网络上公布茂名官场贪腐线索。　　影视里常言，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朱国瑜被砍，偶然中蕴蓄着必然的逻辑，从凶手“一句话都不说就砍人”、以及此前其就有被尾随跟踪的迹象看，砍杀之祸，不过是按剧本走戏而已。　　遗书维权，本是法治社会的丑闻，却越来越有一语成谶的意味。要不是朱国瑜善于借助网络平台发声，小小举报何以演绎成公共事件？要不是公共事件中挟裹着汹涌的民意，相关部门又何以“迅即对此做出批示”并“依规作了处理”？……太多的偶然，令公民维权之路尤显命途多舛。当朱国瑜将茂名官场之怪现状抽丝剥茧在公众眼皮底下的时候，这种悲怆终于坐实在相关“幕后人”的打击报复里。　　朱国瑜的境遇像一面镜子，清晰而尖刻地映照出实名举报的风险。实名举报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也是符合中国国情、政情的重要监督制度，《宪法》第二十七条就此作了明确规定。遗憾的是，殊为难得的实名举报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赏，反倒被推到丛林法则下的第一线：举报人在明，黑恶势力在暗——任由两者肉搏厮杀，某些权力部门却作壁上观。历史一再证明，举报人、尤其是实名举报人的命运，与这个社会的清廉指数，与这个社会的运程息息相关。当朱国瑜开始在网络上公布茂名官场贪腐线索的时候，当地司法部门和民意机构在做什么？　　有人说，哪里的举报者遭受打击报复越惨烈，哪里的腐败也就越严重；这话其实还可以推一层，哪里的举报者遭受打击报复越惨烈，哪里的权力监督也就越是阙如——而权力一旦脱离了制衡和监督的轨道，衍生出的弊病就不仅仅是贪腐问题。我们自然要反思的是：反腐机制不仅有、且很丰富，为什么在面对如此高调的举报线索时偏偏“脱敏”了？　　犹记得2010年6月18日《法制日报》的一则新闻中引用了“70%举报人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之言。尽管这一数据来源可疑，但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多是“心有戚戚焉”，弄得最高检立马出来澄清，引用数据表示：2007年至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群众首次举报48万余件。其中，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举报线索为27万多件，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件的确也有，但每年的统计大概不超过200件，根本不存在大部分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情况。权威说法自然有权威说法的道理，但公众的逻辑恐怕更在于：对举报者而言，遭受打击报复就是百分之百的噩梦。　　反腐领域的一些怪现象，早已累积起一条条“醒世恒言”：比如山东省平度市普通农妇张秀芳，因记录贪官笔记，去年就曾名噪一时，而今更因立“贪官碑”遭到村主任的殴打再度名声鹊起；再如这些年公共事件里的贪腐案件，不是 “花边反腐”、就是“误打误撞”，周久耕的香烟、韩峰的日记……光怪陆离的细节里，连公开骂骂贪官都动辄得咎，举报、实名举报之威更难以彰显。　　我们常说，反腐不仅仅是国家的事，也是公民的事。但这话有个最基本的前提：公权当履行好卫士之职，不让反腐反成烈士。就此而言，朱国瑜之伤，是甩在法治反腐脸上的一记耳光——疼并嚣张着。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