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之父走了唱片业何为

有时，一个人的逝去，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符号。　　2011年4月22日，索尼公司前总裁兼董事长大贺典雄辞世。上世纪80年代，在他的主导研制下，传统的唱片转化为数字化的CD，他也因此被誉为“CD之父”。然而，仅仅过去了30年，CD唱片便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遭遇了全新的挑战与冲击。在此背景下，“CD之父”的离去，更让人心生落寞之情。CD唱片是否将和它的缔造者一样，最终步入历史的尘封呢？而与唱片业相关的诸领域，如今又处于何种境地呢？　　音像店 大腕发片不见歌迷排队　　“FAB精彩无限”东方广场店。也许是因为“五一”小长假，店里的客流量比平常多了不少。　　“放假，没事儿，到这来转转，看看有什么想买的碟。”一个背着双肩包、看起来有些文艺范儿的小伙子，仔细浏览着货架上一排排整齐的CD。不过，来回看了好几趟，最终他一张CD也没买。　　“上高中时我经常买CD，我喜欢周杰伦、孙燕姿，他们的每一张专辑我几乎都有。现在工作了，不追星了，听的歌也杂了，基本是用MP3或网上在线听。”小伙子说，“不过，民谣、摇滚乐之类的，我还是会买CD。因为能留着，日后想听了随时可以拿出来听。新街口的福声唱片店不错，有好多独立唱片。”　　临近中午，店里的客流明显少了。“看的多，买的少。现在唱片不好卖啦！”一位工作人员嘟囔了一句。另一位工作人员接过话茬儿：“以前，大牌歌手专辑首发当天，店里会被歌迷塞满，而且经常是货还没到歌迷就早早来排队等候了。不过现在不行了，周杰伦发片都没有太多歌迷来排队了，除非有签售活动。”　　“FAB精彩无限”北京总部音像经理肖伟也明显感到这几年唱片不好卖了。“2007年之前，像周杰伦、王力宏、陶喆这样的歌手，在发片一个月内卖几千张是很容易的，但现在大多数也只能卖几百张。孙燕姿前不久发片，可能是好几年没发了，所以卖得还行，上千张吧。”　　作为唱片零售商，诸如FAB等大型连锁店，尚能依靠举办签售活动来提升销量，而那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唱片小店，近几年大部分都消失了。“和小音像店比，我们勉强还能维持，不过也越来越不乐观了。”肖伟说。“很快，我们还将在崇文门商圈、东直门商圈开设分店，不过唱片经营面积会缩减不少，主要是经营数字娱乐产品。”　　唱片公司 签艺人赚钱的方式已死　　太合麦田音乐公司。李宇春的大幅宣传海报高高悬挂在公司的墙壁上，这位歌坛新生代领军人物展露着标志性的帅气微笑。2006年，太麦推出李宇春首张专辑《皇后与梦想》，销售一个月便破58万张，成为当时唱片界的一个传奇。但公司CEO宋柯很快就发现，“光靠一个李宇春拯救不了唱片业”。　　“太麦从此不签歌手，转型做
版权公司。”宋柯不久前在论坛上放出的消息，引起了业界不小的震动。要知道，成立7年的太麦可是内地规模最大的流行音乐公司，旗下曾拥有朴树、李宇春、满文军、张亚东、阿朵、麦田守望者以及沙宝亮等一大批音乐人和歌手。　　“传统音乐产业模式已经死了，签艺人赚钱的方式也已经死亡，唱片公司没有多大的存在必要了。”宋柯很平静地说。虽然太麦目前还是盈利的，但公司七成收入跟旗下所签艺人已没关系：20%是版权代理费，50%是数字音乐和移动音乐方面的收入，剩下30%是公司艺人带来的利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艺人在电影、代言、广告等方面的收入。　　宋柯脑子里一直想着两个数字：朴树专辑《生如夏花》当年卖了100万张，刀郎专辑《第一场雪》卖了400万张。“如今看来都是天方夜谭。刀郎是中国唱片业最后的辉煌。”　　“现在的华语歌手中，在实体唱片上还算有点销量的，估计不到1%，譬如周杰伦那一拨站在塔尖上的歌手。”金牌大风CEO陈辉虹说。事实上，推出一张品质优良的专辑，大概需要100万元制作费用，如此高额的成本让很多唱片公司难以承受。　　在市场浪潮中挺下来的唱片公司，也许还会为旗下歌手出唱片或EP专辑，不过已经不是为了拼销量，而是为宣传了。某唱片公司宣传负责人透露说，她们公司艺人出唱片，还会很隆重地请媒体报道，不过不是为了促销，而是为了博人气，为艺人以后的商演打伏笔。“没自己的歌，想走穴也没法走啊！”　　另据一家唱片发行公司的制作人透露，歌手“带资出唱片”如今越来越常见。“这些歌手往往背后有人捧，不差钱，她们出唱片就是为了在音乐圈给自己办一张‘身份证’，毕竟大家多年来的观念是出了专辑才能算真正的歌手。”　　歌手 “零成本”爆红能有几回？　　慕容晓晓。一个前不久宣称将在脸部做20处美容手术，并为自己的脸投保5000万元的歌手。很多人觉得，她是为了出名而炒作。事实上，在此之前，她已经凭借一曲《爱情买卖》一夜爆红。　　2009年10月，北漂数年的慕容晓晓推出这首《爱情买卖》。两个月后，当她在外地街头频频听到这首歌时才开始意识到，这首歌火了。2010年，这首歌的流传速度和范围不亚于当年的《老鼠爱大米》，手机、电视、网络、微博、商场、餐厅……几乎无处不在，甚至连公园里的大爷大妈们也伴着这首歌的拍子跳舞。　　“我从没想过这首歌要怎么怎么红，也不特别看好，当初录歌的时候也没那么认真。”慕容晓晓说得很坦然。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糙歌”，成为她命运的转折点。　　依照投入产出比来计算，慕容晓晓的走红几乎是“零成本”。那些在一个唱片公司待了很多年，发了很多张专辑，却总是不温不火的歌手们，对她更多的是“羡慕妒忌恨”。当唱片公司“挖掘―签约―幕后―培养―发碟”的传统模式几乎不复存在时，歌手究竟如何才能出人头地？如今恐怕已没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了。　　如果说慕容晓晓是被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砸中了，那么，更多的歌手则完全没她那么幸运。前不久，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写了一篇文章《允许一条倒淌河》，为民谣歌手张浅潜鸣不平。事情源于网上有帖子说张浅潜在成都某酒吧，只唱了半个小时就匆匆离场。跟帖者多多表示对张的不满，指责她演出迟到、不在状态等等。　　在周云蓬看来，张浅潜是一位优秀的民谣歌手，她的《倒淌河》是最好的民谣歌曲之一。然而，唱片业的不景气，导致她只能依靠疲于奔命的现场演出来维持生计：20世纪末，她还徘徊在北京东三环的团结湖，进入21世纪，已经退居至东五环外高碑店的平房里。一次演出后聚餐，快结束时，她很发愁，说晚上回家，那一带很荒凉，路太黑，想找个网吧坐一夜，早上再回去。　　从慕容晓晓到张浅潜，两位歌手的命运都让人心生感叹。如今，“慕容晓晓”只有一两个，而“张浅潜”却有太多太多。当唱片公司纷纷倒闭，或默默转型，越来越多的歌手被放逐到市场上时，有实力的可以成立个人工作室，没实力的呢，只能单打独斗，接散活儿，奔波于酒吧、咖啡馆等各种场所，也许心中会梦想着有一天一曲成名、一夜成腕儿。然而，一夜爆红的传奇又能上演几回呢？　　音乐人 跳出唱片业另谋出路　　5月1日晚，东方卫视第二季《中国达人秀》正式开播。担任评委的依旧是高晓松、周立波和伊能静。据说，三人的评委酬劳较去年翻了一番。看着高晓松在荧屏上侃侃而谈，再联系到前不久以他为首发起的“华语音乐作者维权联盟”，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他发过的一句牢骚：“越来越多的音乐人不得不靠当评委来生活了！”　　张亚东曾为王菲等歌坛巨星推出过不少流行金曲，然而，如今唱片业的不景气让他愈发心灰意冷，“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音乐梦想的人，不过，最近突然萌生了不想做音乐的念头，我的公司可能也会选择新方向。说实话，我愿意帮助年轻人，但现状太残酷，可能真的做不下去了。”　　高晓松、张亚东这样的“大佬”，都是这样的心境。那么，更多的音乐人呢？他们的生活、心境又经历着怎样的改变？　　相比于唱片卖不动的苦闷，音乐人更发愁的是词曲版权得不到保护。“音乐有赚钱的渠道，比如演唱会和卡拉OK，可这些钱根本到不了音乐人手里。”高晓松说。印象中，他有一次收到两笔钱。一笔是某国际知名快餐店支付的5.7万元人民币，用于日常播放他的音乐。另一笔是某知名KTV给他的全年版税，只有1700元。　　关于国内KTV版权费收取、返还制度上的问题，高晓松在一次流行音乐论坛上曾自嘲地说：“在我100%的版税中，真正能收到的只有21%，就好像警察帮你抓小偷，最终只把21%交给我，其他就是出警费，而我还得感谢他们。”　　版权体系不健全，唱片业日薄西山，越来越多的词曲创作者开始跳出唱片业，另辟更广阔、更能赚钱的天地，小柯、王晓峰、高晓松等如今主要是为影视剧创作音乐，张亚东则表示，可能进军电影领域。　　越来越多的音乐人感受到一种严重的挫败感，同时在心中滑过一丝悲凉：音乐行业养活了数百万卡拉OK从业人员、互联网工作人员，养活了不少行业，最终却“养活”不了自己。　　光盘厂 “夕阳产业”利润连年下滑　　作为唱片产业链的末端，伴随唱片销量的剧降，光盘厂的日子同样越来越不好过。　　陈优丽，北京海传光盘公司市场部销售代表。“我这可是夕阳产业了！”电话另一端的她笑着说。　　已经走过10年历程的“海传”，见证了唱片业的兴衰。在陈优丽的记忆中，90年代后期是公司业绩最好的时候，那时也是内地音像制品的黄金岁月，一张光盘的加工费最高达到10元，利润也非常丰厚。即使2003年那会儿，与唱片公司合作仍是“海传”的重头项目，像华谊、太麦、京文等北京诸多唱片公司发行的唱片，都在这里生产。　　“那时候，一个歌手发片，一个月做几十万张的大有人在，甚至上百万的单也有，但这几年，基本上一个歌手能做几千张就已经很不错了。”陈优丽说。这两年，“海传”和唱片公司打交道越来越少，“像天娱这样的大公司，一年到头才给旗下艺人出一张合辑，数量也不是很多，主要用于宣传、打榜。”　　如今，唱片这一块的业务毫无利润可言。“两年前唱片还占我们总营业额的10%-20%，现在完全达不到了。”陈优丽说，目前“海传”主要是和出版社、图书公司合作，比如制作教科书里附带的光碟。和一些政府项目的合作也相对稳定，比如“益民书屋”工程所需的光盘等。“另外，景区的电子门票、公司开年会所需的光盘宣传资料等，我们也做，不过比重很小。总之，现在效益越来越不好了，员工从最初的300多人已经精简到200多人了。”　　“海传”在勉强维持，而更多的光盘厂干脆就倒掉了。“这两年里，单是北京的光盘厂就倒闭了12家，如今只剩下10家了，估计过两年还会再有四五家关门。”陈优丽说。　　大贺典雄的　　传奇人生　　本报记者 李红艳　　被誉为“CD之父”的大贺典雄毕业于慕尼黑音乐学院歌剧班，正是他，成功地将索尼公司从单一制作电子产品的小公司开创为广泛涉足音乐、电影、游戏等多元领域的大企业。他一生都在勇于尝试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2011年4月23日，索尼公司前总裁大贺典雄永远离开了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舞台。　　大贺典雄从小痴迷于古典音乐，1953年毕业于东京国立艺术和音乐大学。早在大学毕业前，他就曾致信索尼公司，抱怨卡带式录音机音质不佳。索尼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注意到这名年轻人，邀请他担任企业顾问。大贺典雄曾为索尼录制了东京艺术大学交响乐团的第一盘卡带，并在《德国安魂曲》中亲自担任男中音独唱。　　1953年，在索尼公司的支持下，大贺典雄进入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深造。学成归国后的他并不想加入索尼公司，因为他更倾心于“艺术家”的身份，但在盛田昭夫再三努力与多方游说之下，29岁的他成为索尼公司的正式一员。　　在成为索尼公司的决策者之后，大贺典雄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与高层次的专业素养，在大胆设计革新产品的同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影响世界娱乐业的风潮。在多方反对的情况下，1988年至1989年，他独自接洽并最终成功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把索尼这家日本电器企业推到了国际娱乐潮流之巅。　　在大贺典雄的领导下，索尼公司于1982年、1992年和1999年开创了CD、MD、SACD全新音频记录格式。研发过程中，他全然不顾飞利浦公司对CD容量限制为60秒的
意见，坚持把CD外径设为12厘米，使一张光碟能够刻录75分钟声音，以完整录制贝多芬创作的第九交响曲。这一创举在音乐界广为流传。　　晚年的大贺典雄深谙交响乐指挥之道，指挥过包括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圣彼得堡爱乐这样的世界一流名团。　　在2001年11月7日的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大贺典雄登台保利剧院，友情指挥日本东京爱乐乐团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音乐会进行到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时，只见大贺典雄身体向右缓慢倾斜，起初大家以为这是他的一个指挥动作，但随后他的身体慢慢地向右侧弯成了一张弓，一头栽倒在舞台上，不省人事。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迅即做出反应，紧急拨打急救中心电话，而音乐节负责人余隆则紧急登台顶替大贺典雄，将音乐会继续下去。　　当晚，送入医院的大贺典雄被诊断为突发脑溢血，紧急抢救治疗。多日后，已经初步康复并已回到日本的大贺典雄专门写来感谢信，对关心他的中国观众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表达了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