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基金的生存与发展

不久前，我受中央电视台1频道专栏节目编导的邀请，作为经济方面的专家参与了一次专题讨论。讨论的内容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及其夫人从1992年底开始捐助山西吕梁山区临县龙水头村的孩子上学，以后发现该村的困难情况较为普遍，单凭个人的力量难以为继，因此想到要动员亲朋好友和熟人的力量，成立一个扶助基金，从而有计划地长期帮助当地有困难的村民。 这个基金从1500元起步，不断滚动追加，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等人都是最早的赞助者，以后逐步发展到今天的约11万元的规模。该基金由茅先生委托该村的小学教师，也是村里惟一的高中毕业生雒玉鳌（现为村支书）和另外两位村民具体管理和运行。基金分为扶贫基金和付息基金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帮助那些特别的家庭支付医疗费用和上学费用。这部分贷款在半年内归还，不付利息；后者则用于帮助村民发展生产、购买生产资料和自谋职业，这部分贷款期限也是半年，月息为1％（从1993年至今利率没有变化），相对于当地月息3%以上的高利贷和当时较高的银行利率，这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借贷方式。这两种贷款都没有要求任何抵押，因此这种借贷实际上是建立在村民最为淳朴的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 8年来，该基金成功地扶助了村民的生活与发展，同时也建立起一种可以信赖的信用关系。茅先生还要求在当地村民中推广礼貌用语，比如“谢谢、对不起、请原谅”等。从这8年的实践来看，并没有出现赖帐不还的现象。此外茅先生还要求极个别还不起贷款的村民向全村说明为什么还不起，再发动村民们帮助他还，无形中形成一种对于欠债者的压力和约束。 这个案例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龙水头村附近的邻村居民也经常提出贷款请求，甚至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效仿该基金做法的类似情况。在讨论时就有人提出，这种扶助基金是一种合情而不合法的做法，违反了我国金融机构管理的有关现行法规，有“乱集资”、“地下钱庄”和“违法私募基金”之嫌。 我当即表示了不同
意见，首先我们必须确认该基金运行的目的、集资途径、管理方式与基金的根本性质。由于该基金运行的目的是扶持村民、排忧解难，而不是以商业利润为目标，并且按期归还的资金可以继续用于扶贫与发展，这就从根本性质上决定了该基金是一种公益性基金，它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和社区效益最大化，尤其是其中的扶贫基金性质类似于国外的慈善基金，接近于一种有特定义务约束的社会福利。而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基金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特别是有人提到的私募基金，总是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因此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担心如果允许茅老所发起的这种基金生存下去，就会扰乱金融秩序，使某些不法机构或个人获得可乘之机。我认为这将取决于采用怎样的监管办法和管理规则，难以想象那些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私募基金会放弃城市中大量的业务和商机，跑到穷乡僻壤去获取不确定的回报。 再者，据茅老介绍，虽然从理论上说，参与该扶助基金的出资者可以随时抽回自己的本金，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人提出取款。可以相信以亲情和友谊为纽带的这样一种公益性基金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有人（至少不会有很多人）取款，更不用说以获取利息（或投资收益）为目的了。因为如果纯粹是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标，那么作为信息较为充分且具备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出资人（他们中间不乏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他们在城市中一定会找到具有更高投资收益或更具投资价值的投资目标。 那么这些出资人的目标函数中具有哪些可以观察的因子呢？首先我相信所有出资人都热心于公益性事业，愿意为贫困而无助的村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一定具备起码的同情心、爱心和良心，具有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因此当他们有限的帮助聚集在一起、产生一定功效时，他们内心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自豪感，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个人效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说可以解释其内在动机）。 所以从个人层面上看，这是一种出资人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从借贷人的角度上看，通过贷款救治疾病或者获得教育、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当然是达到借贷人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再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看，由于社会贫困人口减少，社会净福利得到增加，并且上述两类人在达到其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达到心灵上的满足和愉悦，使社会隐性收益也得以提高。 再者，由于出资人通过把自己的资金投放到有社会意义、可信赖的基金管理项目之中，可以避免或减少因自己或家人的过度消费（比如在饮食、服饰、住宅等方面的豪华奢侈以及在豪华奢侈的消费或交际场所的花费）和不当处置资金（包括股市、期货、彩票等方面的财产损失、投在没有实际意义的务虚项目中和被骗）所带来的懊悔与烦恼。 此外，我想着重指出的是，该基金并非违反现行有关金融管理机构的法规，而是根本就没有具体的相关法规可依，并且该基金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对其它带有“基金”字样的金融机构所适用的管理办法。我认为此类公益性基金不但应当取得合法的地位，而且应当大力提倡和发展，因为它对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社会效益大大超过政府的扶贫项目。比如根据山西有关媒体的报道，自1993年以来，仅国家投放给临县的扶贫款就有近亿元，如果这些资金都能像龙水头村这样管理和使用，并且达到相应的个人和社会收益，那么吕梁山区人民的生活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 根据“适者生存”的道理，当地村民之所以选择和接受了这样一种扶助形式，就说明在村民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有待于满足和填补的需求，一定具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把这样有益于民的扶助方式宣布是不符合法规的行为，因为法规是人制定的，也是为人服务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活生生的成功经验和事实让步于落后于社会现实的死框框呢？ 当然也有人担忧这种模式并不一定值得推广，这种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只是坐等和推测、怀疑和担忧，而不大胆积极地进行尝试，怎样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呢？我们不会因为幼童可能会摔倒而拒绝让他们学走路，也不会因为婴儿可能死亡、生病而不让他出生，对于公益性基金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应当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