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以惊人的208.9%增幅，已从2010年底的6311万爆增至1.95亿。
庞大用户群难免鱼龙混杂，海量信息向来真假莫测，微博上，造谣与辟谣的“攻防战”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微博造谣的5种手法
微博谣言产生的原因并不神秘，无非利益诉求和心理诉求。利益诉求点在于，一些吸引眼球的小道消息能够轻易将附带的商业信息广泛传播。心理诉求点在于，人们能够借助网络谣言宣泄社会积怨。
基于这些诉求，谣言在网络传播平台上早已有之，只是微博“随手转发”的模式，让谣言的传播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快车道。典型案例是2010年金庸“被逝世”事件，从微博发布到辟谣只用了2个小时。如果是日报消息，澄清的时间至少也要1天，而在网络当中，这一时长以时、分、秒为单位计算。
微博造谣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捕风捉影。如微博一度流传的“和尚挎LV包”的照片，其实是某法师在南京火车站帮居士看包。
二是凭空捏造。如喝留存在车内的瓶装水可致乳腺癌，取款时是若遇劫持可倒输密码报警等，需要借助科学知识或亲身体验来证伪。
三是断章取义。如6月份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疾控中心针对国外出现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而向市民发出警示通知，却被解读为“出血性大肠杆菌入侵北京”。
四是移花接木。主要表现为图文不符。如温州动车事故中，一张搜救队员出现在车厢内的照片被传为幸存者存在的证据，另一张照片是武汉某地拆除违建时一女子被掐住脖子的场景，该女子却被传为受铁道部控制的遇难者家属。
五是偷换概念。如5月网上流传“汶川地震重建人均投资800万”的谣言，实际是将汶川大地震的全部重建投资变成了仅对汶川一个县的投资。
列举的这些谣言都已得到澄清，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永远消失。老调重谈，难以消除，是微博谣言的重要特点。此外，真相滞后导致谣言裂变，水军推动带来暗流涌动，这些特点也让谣言如同“病毒”般顽固。
辟谣组织的作用与局限
正值新浪微博用户激增时期，为保证微博的健康发展，新浪微博设立了“微博辟谣”官方账号，对不实信息进行纠正。
据“微博辟谣”工作组负责人谭超表示，该平台主要依靠工作人员对信息进行识别挑选，然后编辑通过核对信息源、联系当事人、查询事发地等方式进行证伪。发现不实信息则立即删除。如果已经造成较大影响，还会通过“微博辟谣”账号发布辟谣消息予以澄清。对于主观恶意发布虚假消息者，新浪微波将暂时关闭其发布、关注等功能，最严重可能撤销其账号。
但沈阳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更多拥有不同专业能力、持不同意见立场的人群组成更多元化的民间“辟谣联盟”才是对战谣言的“制胜法宝”。
今年5月，由数十位学者、律师、媒体人发起的基于新浪微博的“辟谣联盟”自律组织成立，目前粉丝数已过5万，发布微博170余条，大多数微博的转发和评论都在1000次以上。
不过，由于“辟谣联盟”的辟谣行为具有“选择性”，其也遭遇多方质疑。沈阳认为，从根本上来说，“选择性辟谣”源于辟谣组织成员能力、立场和价值观的特性，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认为“有必要”且“有能力”澄清的谣言予以辟谣。而人们对“选择性辟谣”的质疑，表明辟谣组织未来存在分化组合的可能，这正是沈阳所希望看到的前景。
“在网络世界里，不存在绝对的话语权，任何人都拥有辟谣的权力，多样化的辟谣组织才能弥补单个组织‘选择性辟谣’之弊。”沈阳说，类似科学松鼠会、果壳网这样具有科普性、中立性的辟谣组织难能可贵，更应当鼓励。
政府该如何看待意见领袖
在所有的辟谣力量之中，头顶光环的“意见领袖”们无疑是尤为引人关注的。沈阳将他们分为短暂型和稳定型两种。
短暂型意见领袖往往与具体话题相关联，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或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调查者，其影响力一般局限于特定事件，并呈现出分散性和暂时性特点。例如“郭美美事件”中的报料人姜鹏勇。
稳定型意见领袖则具有较强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拥有一定社会名望，能够对不同领域的现实问题提出精彩的论断，受到网友的长久尊重与追随。其代表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免费午餐”发起者邓飞，以及无可争议的“微博女王”姚晨等。
这两种意见领袖群体的合力极大地影响着公共事件中的舆情方向。对于稳定型的意见领袖，政府则应与其建立稳定的、长期的关系，重视他们所反映的现实问题。
但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政府若对意见领袖进行公关或管控绝非上策。稳定型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独立性，一旦其成为政府或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其领袖资格便也随之丧失。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意见领袖”也有不靠谱的时候。8月6日，姚晨通过微博就误传“广州下岗工人专程赴香港难民署捐款”一事道歉。对此，沈阳认为应对意见领袖的无心之失报以宽容：“即使是最权威的媒体也会出错，何况是作为‘自媒体’的微博意见领袖呢?”
最后，微博中的最大基数还是既非造谣者也非辟谣者的普通网民，他们充当围观者，但也最容易成为谣言的“二传手”，“网民们必须意识到非理性舆论的传染不仅会使当事人受到伤害，也会让自己远离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