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教育恐慌的背后是财富分配不公

我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她抱怨说，考试太多，功课太多，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我问她，如果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不用做这些，只做你最喜欢的事情，你会做什么？她想了半天，想不出来。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正处于这种状态。这是教育的失败。　　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正在成为一场反恐战争。你去北京中关村黄庄的那个红绿灯站一会儿，到了下午三四点，人大附中的孩子放学之后直接过马路就去了学而思。你站那儿不动，前后左右全都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牌，开过去的公共汽车上也是这些广告。你回家了，小区门口还是这些教育机构的牌子，做成霓虹灯，在闪。你打开报纸，还是这样的广告，告诉你说，你不为孩子报个班，他们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还在不断提前，以前是高考，后来是小升初，再后来是幼升小，现在已经到了早教、幼教、胎教甚至孕前教育了。　　这是一种全社会的教育恐慌。家长们惶惶不可终日，非要上人大附中、清华附中不可。这一方面是没主见，一方面是受商业推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商业力量不过迎合了应试教育的需要。说到底，这种刚需是被中国的学校制度制造出来的。　　以小升初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小升初还是比较严格地实行统一考试入学和极少数的择优入学，保送生只占5%。1998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和电脑择位。但是，由于学校之间差距过大，优势教育资源稀缺，以钱择校，以权择校和以优择校的现象越来越多，几乎成为某种潜规则。　　以钱择校、以权择校的典型是“共建生”和“条子生”。　　“共建”是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以北京八中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许多优质中学的共建单位多达十几个。北京市外企服务总公司是国资委所属的大型国企，从网上披露的材料，该企业的共建学校都是在北京家喻户晓的名校、热点校。　　“条子生”也就是后门生。一些家长通过特殊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孩子获得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条子生”是最为不公平的入学方式，赤裸裸地侵犯教育公平，严重扰乱了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重点学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在升学季节，名校校长总能收到众多条子而难以处置。某校每年会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一般来说，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条子生”的工作。　　相比之下，既无权、也无钱的普通百姓只能够通过以优择校的方式来获得进入重点中学的机会。即便在这个环节，培训机构和重点学校也形成了利益同盟。这就是“占坑班”。　　“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由于当时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薄弱校就读，而重点学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电脑派位生，于是出现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培训学校，充当起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的功能。一开始，重点中学自己办“占坑班”，比如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更名为仁华学校)。后来，义务教育不允许择校，政府叫停，学校就改为跟培训机构合办。比如，人大附中就跟学而思合办“占坑班”。目前，各个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你去查它，学校说跟我没关系啊，是培训机构。其实，大家都清楚怎么回事。　　以海淀区为例，2010年海淀区七大名校对应的“坑班”有106个，按每班50人计，总人数达5000多人，总人次约55000人次。“点招”人数共计560人，约10%左右。这就是说，约90%的孩子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之后，并不能如愿进入名校的大门。　　这些“占坑班”按照靠谱程度的不同，被家长分为“金坑”、“银坑”、“土坑”和“粪坑”。占了坑不见得能上，但是你不上的话根本没有机会。这个班从三年级就得上，一轮一轮淘汰，经过三年以后，一个班有几十人能上。家长为了保险，他要占好几个坑，万一人大附中不行了还可以到北大附中啊。当然了，因为精力有限，他这三个坑不可能都去上，两个坑就白交钱。现在北京市已经通行了几年，每一个小升初的家长都门清。　　这些教育恐慌背后，其实是增长的财富如何实现分配的问题。有人批条子就能进，有人交钱就能进，有人得考奥数才能进。财富的增长并不会自动达成分配，各种特权和规则不公都在抬高门槛。照陶行知的说法，基础教育是为了成为人中人，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本不该有门槛，但现在，每个孩子都面临巨大的门槛。这是一道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