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时代》周刊将亿万网民的抽象代表“YOU”作为2006年风云人物，2006年的中国文化圈则是“我”主沉浮！
当草根网民胡戈用“馒头”拉开“恶搞”的帷幕时，2006年的文化圈注定充满了大众娱乐的底色。乃至于文化成了人人操弄的快餐，文化圈也异变为草根娱乐的“呼啦圈”。以往封闭圈内的文化权威、文化名人、文化产品、文化典籍，无不任由民间评说，被草根玩转。文化精英们经历了最为残酷的公民拷问，草根民众们则在随兴的自由表达中享受到了娱乐的快感。而“我”就是众多个性独然的草根民众中的一员。
“我”们作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面对虚拟世界这个可以自由表达权利的公共平台，犹如发现新大陆般地狂喜。并以此为突破口，将权利的声音延伸到现实世界。权利的宽容，激发了“我”们颠覆传统和既有文化格局的动力。因而“我”们不惮于用另类的“恶搞”使传统贬值，使经典变异。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德赛启蒙”异曲同工，只不过这次文化启蒙的主角变成了草根民众。理解了这些，再去解读2006年弥漫文化圈的娱乐化“恶搞”，就会发现其中的积极意义：一是中国社会多元和宽容；二是中国草根阶层自主意识和批判精神的觉醒。抛开“恶搞”矫枉过正的偏激，不难发现“恶搞”的漫画式讽刺和张扬个性的另类解读是创新时代的中国必须挹注的改良文化基因。重要的是，公权对“我”们“恶搞”文化的宽容，被“恶搞”者从气急败坏到心如止水，说明了精英文化经过草根“恶搞”的娱乐化传导，真正实现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文化审美的无缝对接和和谐共存。
“我”们主导着文化传播和评价的载体和媒介。文化精英、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都离不开“我”们。在电视荧屏中，“超女”、“好男”或“梦想”等，需要“我”们的参与捧场；易中天和于丹们因为“我”们锁住频道才成为“学者明星”；《大国崛起》因为“我”们的眼球关注和文化思考才会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电影银幕，两部“申奥”电影和一块搞笑的“石头”以及从威尼斯捧回“金狮”的《三峡好人》则需要“我”们来实现其票房价值。在网络世界，中国网民已经过亿，博客数量也已超过6000万。这些来自虚拟世界的嬉笑怒骂，或理性或感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不仅改变了2006文化圈的走向和态势，也引发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更多关注。宋祖英的唱响美国和歌剧《秦始皇》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凸显中国文化在西方主流世界的远播。更为重要的是华裔学者余英时在美获得今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卢格奖，更具象征意义。说明漠视中文的美国主流学术界对中文有了“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尊重。
“我”凭籍上述文化载体使文化权威刘忠德缄默，使学院派的张汝伦、江晓原、许纪霖及葛红兵们噤声，使白烨在与韩寒的博客论战中败下阵来，“我”们对名校博士们抵制圣诞节的自不量力发出否定的呐喊。“我”们给予误入“申奥”歧途的第五代导演们辛辣的讽刺和毫不留情的批评，同时对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独力支撑表达忧虑。“我”们对美女作家铁凝入主中国作协寄予厚望，对洪峰乞讨给予体制上的批判，对文坛的种种乱象进行平民诉说。“我”们不再让余秋雨们在文化的功劳薄上“诗意地栖居”，给其挑刺，并将其悬挂于作家“富豪榜”上笑颜旁观。
不过，“我”们在文化自主的狂欢之后，也遭遇到矛盾和彷徨。“我”们能以开放和宽容的姿态参与流行文化甚至娱乐“恶搞”，却在思想深处依然对传统存留“恋父”情结。如在拥抱现代快餐文化的同时对“国学”有叶公好龙式的迷信和不加思索地将孩子们绑架于形而上的“读经班”。此外，“我”们的灵魂深处还有文化自恋和自虐的两极分野。如中国网民对于日本游戏《红楼梦》的色情化不自觉流露出不理智的民族主义倾向，此为文化自恋。如上海学者武断地“弃龙”则是民众中文化自虐的折射。
“我”们能够以近乎放任的个性解放颠覆精英主导的文化传统，应该感谢这个时代。不过，“我”们在尽享权利自由的同时，亦要考虑到文化建设的破立结合。激情的“破”使“我”们拥有了大众文化的主导权，但更需要“我”们理性的“立”，即将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化打造为和中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软实力”以远播全世界。
作者：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