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有五种病。这五种病让智慧城市的理念被架空，不仅没有解决城市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反而加重了城市负担，甚至成为笑柄。第一种病是“面面俱到”，试图建立完整的智慧体系，结果一事无成。第二种病是“指向偏差”，聚焦于信息系统的组织，而忽视了信息系统只是更大范围系统的一部分。第三种病是“舍本逐末”，很多用传统方式能够解决的，硬要上信息系统，导致巨大的浪费。第四种病是“过度治疗”，不能够做到精打细算，造成很大浪费。第五种病是“政府独揽”，忽视了智慧城市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把政府变成唯一买家。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治这五种病，我们必须端正”五观”。
其一是战略观。城市问题纷繁复杂，要有战略视野抓核心问题。找错了问题意味着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错误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不同的视野，对问题轻重缓急的认识有所差别。要提出战略性问题，必须要站在市长的高度。建设管理好一座城市，首先要解决发展定位方面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再次是要解决各种系统的绩效和稳定问题。定位错了，发展必然无力；结构预测错了，出现鬼城或是一系列城市问题；公共设施配置缺少章法，可能导致一部分人满为患，另一部分却门可罗雀。因此，实现智慧的第一步是解决城市宏观决策、总体规划的智慧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去谈建设、管理和运营。后续的一切弥补性措施只能事倍功半。
其二是系统观。城市中的很多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只针对其中一个因素的解决方案必然无效。我们需要考虑的有时间进程的因素，有执行者的因素，有体制机制的因素，有使用对象因素，也有不同子系统之间关联影响的因素。如果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只抓信息系统建设这一个因素，其失败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土地使用错配，交通会出问题；河湖水系湿地管理不善，生态环境和排水都会出问题；信息系统建设地很完美，无法后期维护，整个系统会报废；监控系统正常运作，背后的操作人或决策系统失职，突发事件无从处理；数据平台建起来了没有合适的分析模型，数据价值无法实现。所以，掉入“智慧应用”的陷阱就变成了“智慧没用”！
其三是实用观。用最省力最高效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才是真智慧。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很多炫技的现象，偶尔为之可以，但要提防调入技术的陷阱。一些企业甚至专家喜欢给决策者看一些花狸狐哨的东西，很炫丽但不实用。例如智能家居，很多厂商都在试图跟我们的家装上遥控器，遥控照明、遥控窗帘之类的成为标准配置。可是，开关窗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站起来，走两步！再例如很多地方建了智慧公共自行车系统，折合到每辆自行车成本上万元，不算运营维护成本也足够丢上100次，这智慧吗？对于城市来说，道理亦如是。很多时候，站起来走两步，效果远远超过信息系统建设。
其四是适度观。很多城市都明确提出了智慧城市要治疗城市病，可以说认识上都已经到位了，但具体的做法上却仍然存在偏差。打个比方，人嗓子痛去医院，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医生诊断这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喉咙胃肠全部都需要检查治疗，这是不能接受的。虽然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至少我们在治病这件事上是理智的。那么为什么到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容易忘却根本呢？显而易见，任何城市都不需要对照各种智慧指标面面俱到，也不需要试图解决一个系统的所有问题。
其五是开放观。智慧城市不是政府一家的事情，实际上大家都不说智慧政府，因为智慧城市的建成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政府所能做的也就是顺势而动、有所作为。激发市场和社会主体的活力，他们才能够最准确地抓住需求发展趋势，最高效、最节省地推动城市走向智慧。过去我们看到滴滴打车、滴滴巴士推动了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如今又有摩拜自行车的创新，对于推动我们的绿色出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是与我们某些城市的公共自行车项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要认为企业做的事情与智慧城市无关，企业提供的智慧服务、物联网、云计算、社会创新同样是智慧城市的建设成果，不仅要把它写入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纲要，而且要更多地以包容的心态去对待这些市场创新。认识到市场和社会主体的作用之后，我们就可能意识到，基于大规模定制化平台建设的中心化思维未必是智慧城市的最佳架构。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基于云的、基于自组织的各种不同的技术架构。
我们分析了全球三十多个主要大都市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被赋予如此之高的厚望，有如此之多的行动。这是我们占领世界先机的一次机遇。但我们也看到，国外这些城市正在通过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小行动扎实地朝向智慧前进。若干年后，孰更智慧？不好说。中国的每个智慧城市建设都迫切需要从战略观、系统观、使用观、适度观、开放观角度重新审视已有的规划和行动。这“五观”端正了，我们就不会乱入歧途。
作者简介：刘朝晖，博士，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注册城市规划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西城区顾问、河北省泛能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从事城市科学研究和相应的管理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镇化战略、城市规划理论与政策、智慧城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多次主持和参加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等国家级科研工作，发表论文和专著16篇，曾获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二等奖和三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持和参加城市总体规划、战略规划、城市设计、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等各类工程项目70余项，获得省部级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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