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开封9月15日电（记者黄庭满）“管理学经过百年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知识积累，这些管理知识如何能够为中国管理学创新提供有效的经验和借鉴。未来中国管理学要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情景加快创新发展，丰富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元素"。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将会更加丰富多彩，也将会更加国际化。”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陈佳贵说。
15日，“管理学百年与中国管理学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12年年会在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河南大学召开。管理学的发展，以1911年泰勒著作《科学管理原理》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为标志，由理性开始代替经验，并作为一门科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后，管理科学不断随着时代而发展，新观点、新方法、新工具不断出现。近年来，“管理学百年与中国管理学创新”正成为学术界思考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话题。会议期间，新华网记者也就此话题与陈佳贵会长进行了对话。
新华网记者：管理学百年发展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陈佳贵：回顾管理学百年发展历程，有研究者认为整个管理学的百年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科学管理阶段；二、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理论阶段；三、“管理丛林”阶段；四、以企业文化理论等为标志的“软管理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虽可商榷，但基本反映了百年管理学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基本路径。
在“科学管理阶段”，管理理论的着重点主要就放在通过对工人动作、行为的规范，以科学的工具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效率。在“人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理论”阶段，更偏重于对管理行为本质的思考，并将工作场所视为一个社会系统。管理者为追求效率使用的管理方法，都与组织中对人的关心相联系。随后的“管理丛林”阶段，各种管理理论纷呈，例如，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提出的“十大流派”。上世纪80年代，以“企业文化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为代表的“软管理阶段”，则是与技术和社会变化密切相关的。随着互联网兴起和知识经济的产生，人力资本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转向更注重于无形的组织文化氛围、组织框架内的成员学习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塑造。
概括来讲，管理学百年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现实不断发展，理论持续创新”。
新华网记者：请问，中国管理学百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陈佳贵：根据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我大致把中国管理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前的“管理学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国内民族企业发展，开始引入西方企业管理的思想，但是还保留了一些东方传统。例如，民国时期的棉纺专家穆藕初，曾几次拜访过被后人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穆藕初翻译的泰勒著作《科学管理原理》。此外，还有张謇在南通、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建民族企业，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侯德榜等人创建纯碱厂等等。这些人大都抱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强调“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阶段是1949到1978年的“管理学初步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初步形成，并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20世纪50年代，我国企业管理主要以学习借鉴前苏联模式为主，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引进了苏联的整套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模式和“马钢宪法”，在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制等方面奠定了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础；60年代初开始，为克服照抄照搬前苏联管理方法的缺点，针对管理学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我国开始探索与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鞍钢宪法”、《工业七十条》就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第三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融合发展”阶段。
从1979到1992年，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学习国外管理学知识的重点从前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管理学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我国管理学进入全面“恢复转型”阶段。1983年，袁宝华提出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16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
在1992年之前，主要是以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方法为主。1992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管理学发展更加强调“两个注重”，即注重对先进理论的引进，注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国情。
在管理学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开始追踪国外管理学研究前沿，国际管理学权威期刊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熟悉。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性得以增强，实证研究方法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顶级学术期刊。
总体上，这是一个管理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阶段。
新华网记者：未来中国管理学发展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陈佳贵：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管理学创新面临着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双重不确定性。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蔓延，美国经济延续弱势复苏势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全球产业结构和工业生产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革。
同时，信息网络、生物、可再生能源等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等新技术在工业生产领域的应用推广提速。“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和柔性化成为世界工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发展方向。伴随着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还将带来企业发展战略、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颠覆性变化。
新华网记者：中国管理学创新有两个“实践性”背景绕不开：一是世界发展趋势，二是中国具体实践。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的看法。
陈佳贵：未来中国管理学创新发展既要把握世界发展趋势，也要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情景。我认为，中国管理学创新需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理论引进和本土现实的关系。西方的管理学思想和方法为中国管理学提供了研究基础，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研究学者从中学习了很多。但是，单纯的理论引进还不能够满足本土现实的需要。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产业创新不足、劳动力成本提高等问题，传统制造业发展模式已愈来愈难支持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实现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在中国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既要立足区域特征和制度特点，也要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使中国管理学研究既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又具有强有力的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热点研究的关系。在管理学研究领域，新概念层出不穷，概念快速引入，但是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其中一个典型现象是，在商学院的教学、研究中战略、组织、文化一类课程较为受到重视，而对于生产运营、技术创新等课程的关注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一些新的管理概念，例如蓝海战略、长尾战略、基业长青等等迅速受到业界和学者的关注，但是人们在关注这些热点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基础理论层面的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强调加强企业基础管理工作。
三是正确处理学院型教育和实践型教育的关系。1990年，MBA教育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国九所大学开始试办MBA。经过20多年的发展，MBA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实际发展中，“学院型”教育的色彩较为浓厚，“实践型”教育的特色还显不足。作为专业学位教育，强调的是如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教育。MBA教育如何做到真正面向企业、贴近实践将是未来必须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新华网记者：您如何看未来中国管理学创新发展的前景？
陈佳贵：管理学经过百年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知识积累，这些管理知识如何能够为中国管理学创新提供有效的经验和借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中国企业丰富的实践，丰富的企业实践为管理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广袤和肥沃的土壤，为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中国元素”的丰富提供了历史机遇。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将会更加丰富多彩，也将会更加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