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病危通知解析

中国足球生不如死的惨相大家有目共睹，自谢亚龙入主足协后，这个中国足球的首脑机关也不断惨遭媒体批讽。不过，这个中国足球的中枢机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如何带领中国足球一步步病入膏肓的？近日，中国足协的业内人士老A向记者透露了内幕。　　甘为领导背黑锅的谢掌门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不懂足球的人来当足协掌门人，这本身就是个奇观。”老A说，“如果你要说谢亚龙没能力，这就太冤枉了，可他的能力却不在足球上。”　　据老A透露，谢亚龙曾任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主任一职，但因为悉尼奥运会上不恰当的言辞被总局“冷冻”，谢亚龙就被调到了总局科研所，接着又到陕西安康市挂职锻炼，担任市委副书记。之所以能入主中国足协，与他的秘书生涯密不可分。　　“老袁（袁伟民）在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东山再起，他是被‘判了死刑’的人，现在竟然又到了足球管理中心了！”老A不屑地说。　　老A告诉记者，在挂职锻炼期间，谢亚龙在当地有不错的民望，大家都称他是“清官”。传闻2005年新年，前体委主任伍绍祖在接受现任总局局长刘鹏的拜年时，出于旧情，提出了自己以前的秘书谢亚龙。正值中超爆发“罢赛”丑闻，阎世铎焦头烂额，刘鹏的重庆老乡谢亚龙不失时机地从“学术角度”发表高论“孙悟空的产权是谁的”，探讨纠缠不清的中超产权归属问题，这又在总局领导那里赢得了不少印象分。综合这些因素，谢亚龙脱颖而出便顺理成章。　　不过，秘书出身的背景，决定了谢亚龙在执行领导意图时更是“不打折”。　　为了执行总局的奥运战略，谢亚龙亲自出马，担任国奥队的领队，成为大家的笑柄。此外，在中超“南北分区赛制”的问题上，谢亚龙也是唯领导马首是瞻。在篮球、排球等大球项目上先后压缩联赛、改为南北分区赛后，高层领导一再敦促足协实施“南北分区赛制”。面对压力，谢亚龙要求时任联赛部主任的郎效农起草2008年足球联赛南北分区计划，遭到了郎效农的拒绝。之后，在各地方俱乐部的强烈反对以及媒体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有关领导表态“没有要求中超联赛改南北分区”，一场闹剧才就此收场。　　老A无奈地说，在这个过程中，谢亚龙作为中国足球的首脑，首先不是从足球事业本身出发，在该坚持的时候不坚持，而是盲目执行领导的意图，这是谢亚龙的可悲之处。更可悲的是，当谢亚龙坚决执行领导意图时，也没有领导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替他说话！[page]　　人事斗争内外皆失 “老谢对上是绝对服从，对下则是一笔糊涂账。”老A说，“他老是拿在田管中心时那套行政管理上的办法来管足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换人，换分管领导，一有问题和矛盾了，不是想办法解决，想到的就是换人、换位置。甲到乙，乙到丙，丙到甲，其实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将问题和矛盾蔓延，本来是一个小火苗，结果到处都着了。老谢、南勇以及薛立（后两者都是中国足协副主席）各立山头，底下的人要么热衷内斗，要么无心干活。”　　据老A透露，这几年大家看国际比赛都觉得中国队在裁判和分组等问题上屡遭暗算，很多时候连基本的公平都没有，这其实正是足协内斗的恶果。　　老A告诉记者，中国队能进入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尽管主教练米卢的功劳不能抹杀，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负责外事工作的副主席张吉龙为中国队出线抽到了一个上上签。而且当时除开张吉龙外，张建强在亚足联裁判委员会还担任着副主任一职，并与裁委会主任布佐私交甚笃，后者甚至还有意将他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因此，随后中国队在整个十强赛期间顺风顺水，没有吃过裁判方面的任何“亏”。可以说，中国足球的“外交”工作在2001年十强赛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随后在外大出风头的张吉龙却被换了岗位，身为亚足联裁委会副主任的张建强也不再负责中国足协的裁判工作，而被调到女足部，改任亚足联女子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足协本来的外交“优势”在短时间内丧失殆尽！　　谢亚龙上任后，把号称懂英语的副主席薛立硬性推到了前台，外交事宜由薛立负责。“薛立的外语深浅不好说，反正大家都知道她的国际讲话发言稿全是死背下来的，回答记者现场提问都比较蒙，靠翻译。”老A说。　　亚足联女子委员会轮选，张建强自然靠边站，薛立强力出击竞选副主任。可她在亚足联毫无人脉可言，最后只象征性当了个委员，中国足球在亚足联的最后一个话语权也失去了。从此，在国字号队伍的很多重要赛事上只能眼睁睁被别人蹂躏。　　此次中国男足兵败奥运后，谢亚龙本想让中层干部在写总结时把责任推给外教，结果遭到激烈的抵制，甚至有的干部直接请了病假。　　其实，在内部就爆发这样的“倒谢”动作早有苗头。“每年总局搞中心（足球管理中心）领导背靠背的评议，据说什么稀奇古怪的打分都有，总分100分，有36分的、14分的、47分的，平均分不超过50分。”老A说，“中层干部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郁闷和不满，说得不好听就是起哄、‘架秧子’。每年总局在评议后，给中心领导谈话的第一条都是要团结！”[page]　　醉翁之意，冠名风波 除了内外纷争不断，中国足球还遇到了严重供血不足的危机。　　奥运结束后，谢亚龙的最大动作就是起诉爱福克斯。2006年，爱福克斯与中国足协签订了6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000万元）的中超联赛赞助合同，不过，直到2007年第二季，爱福克斯才将第一笔冠名费600万元人民币汇至中超公司，这也是爱福克斯付给中超公司的惟一一笔费用，余下的5000余万元一直未付。　　2006年联赛结束后，多家俱乐部都向足协提出分红，由于爱福克斯的冠名费尚未到账，足协迟迟未能兑现该年的分成，这也让俱乐部很有异议。　　这条消息被高调披露后，媒体都认为这是谢亚龙在玩“金蝉脱壳”的把戏：“这个诉讼意在应付离任之前的审计，以免涉嫌‘渎职罪’。”不过，老A向记者透露，谢亚龙这个动作其实还别有用意。　　“谢亚龙准备起诉爱福克斯，其实是想拉南勇下水。”老A说，“南勇是中心的书记，同时主抓联赛。这个联赛的赞助合同谁也没见过，只是在中心中层干部会议上宣布了一下。此事摆不平，谢亚龙尽管要承担领导责任，但南勇肯定也要走人了。”　　让谢亚龙没有想到的是，就当中国足协通过法律手段，向爱福克斯公司追讨5400万中超赞助款之际，“中国之队”的赞助商瑞士盈方公司也向足协发难。鉴于国足今年表现太烂，他们要求扣除“中国之队”赞助款项1000万元。　　出路：　　千万别再来
空降兵了！　　“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这么危险过。”老A在接受记者采访前刚刚看完一场中超比赛，“你看看电视画面，上座率都不到奥运会前的一半了。虽然电视里声音听不清楚，但球迷的口型一看就知道，他们满场都在喊‘谢亚龙下课’。这哪是看球，纯粹就是来发泄的。”　　老A对记者说：“你知道现在足球圈都是什么心态吗？大家都在想，赶紧把今年的联赛打完吧，快点熬出头吧，别再出什么事了。这么多年职业联赛下来，这种心态从来没有过，太可怕了。”　　尽管中国足球已人见人骂，但为此奉献了青春的老A还是不忍看见中国足球就这么烂死。“谢亚龙是肯定要走的，但千万不要再空降一个外行来当主头了。”老A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金牌大丰收，那些优势项目的领导谁愿意来接足协的烂摊子呢？就算他愿意来，可足协是总局第一个向市场开放的，问题最多，矛盾也最尖锐。搞足球，没有三四年时间完整地经历一些东西，根本摸不到皮毛。谢亚龙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关于中国足球的前途、中国足协的前途，老A说很多中层干部也都在私下议论，惟一的办法就是：足协内所有部门的领导都免掉，然后全员竞争，应聘上岗，大家签生死状。掌门人让各家俱乐部参与投票选举。　　“让我们自己来吧！我们足协内部有这样的帅才。花两三年交学费，估计四年后就能有个模样，八年一定能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