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廷的善缘

经历过失败，钱财散尽之后，这位台湾名门之后开始致力于用专业理念帮助中国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成长　　文 | 本刊记者 宋元明　　来到陈宇廷的住所，他正在二楼吃午饭，菜式很简单，米饭里拌着蒜薹炒肉丝，坐姿则是他认为最舒服的双腿盘坐式。三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都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语速缓慢且柔和地谈论着他的慈善人生。　　见到他时，上身穿着深红色的对襟中装，下衣却是蓝色的牛仔裤，右腿的裤子露着个大窟窿。不和谐，却简单，随性而穿，符合他的人生态度。　　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藏传佛教的佛像，家中到处放着佛像。很多人都说，陈宇廷本人长得像佛：硕大的耳朵，可掬的笑容，清澈的目光，再加上个光头，还有他可以随手拈来的佛语。　　事实上，这位台湾名门之后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世家子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电脑电机系，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BA学位，曾三进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出过家、创过业……而自1996年对公益产生兴趣之后，慈善开始成为他身上最显著的标签，为此，他几乎把自己和父亲所有的家产都捐了出来。2006年，陈宇廷发起成立新公益伙伴(NPP)基金会并任执行长，从此致力于援助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成长。　　世家子弟的演变　　陈宇廷的祖父陈诚，曾担任台湾“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是蒋介石的得力臂膀。但陈宇廷却没有机会感受祖父的荣耀与显赫，1965年，他出生的第二年，陈诚因肝癌病逝。　　6岁时，陈宇廷跟随父母从美国回到台湾，住在台北市中心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位置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边。虽然祖父已经去世，但陈家仍然享受着特殊的待遇：门卫有一个排的兵力，轮流站岗；三四个厨师、四五个保姆、两三个司机外加数个端茶倒水的人。　　陈宇廷的少年时期就一直身处这样的上流社交圈中。其小学是当地最好的贵族学校——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同学都是台湾政界和企业界名流的子女。放学后，他会邀请同学到篮球场打篮球。他还喜欢桌球、网球、滑雪，并经常到俱乐部跳舞。　　陈宇廷的父亲陈履安和母亲曹倩，都是在美国接受的高等教育，他们采用的是西方家庭教育方式，对于5个子女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没有过多地干涉，教育也不严格。这导致好玩的陈宇廷从不好好上课，功课越来越差，读高中的时候，险些留级。虽然祖父和父亲都是台湾的高官，在家里也经常听父亲谈“国事”，但这并没有使陈宇廷思考诸如理想和志向的事儿。　　高中时有一天，陈宇廷的二弟跑来对他说：“大哥，爸爸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跟我说，以后陈家就靠你了。”这句话狠狠刺激了陈，他突然感受到身为长子的责任，“父亲大概觉得我实在不太像样。”30年后，陈宇廷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隔壁的房间里。陈履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在企业界和政界的朋友们的孩子，几乎都在美国上学，会讲两三种语言。　　也因此，陈宇廷开始发愤图强。他跟父亲说，他要去美国读书。而到了美国，他真的很努力。考上一所好大学，这是他第一次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后，先是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在华尔街工作两年，他又考到哈佛大学商学院，拿到了MBA学位，之后收到了麦肯锡的邀请函。　　回顾自己“自由”的少年生活时，陈宇廷也坦诚，生活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很辛苦，他特别强调，这样的家庭生活对自己以后做公益慈善并没有什么好处。　　当然，这并不影响陈宇廷从家族中，尤其是从祖父陈诚那里寻找到慈善的基因。他乐于向来访者讲述祖父的故事，例如，在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应允下，陈诚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即“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他还会告诉每个人，陈诚早年在抗战时，就把获得嘉奖的奖金拿出来，建设医院、学校和伤残军人康复中心——祖父的事迹，是家人经常乐于谈论的。　　佛缘　　上世纪80年代，陈履安无意中给陈宇廷讲的一些故事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彼时，担任“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和“经济部部长”的陈履安曾主持了一些特殊的实验，并接触到一些佛教人士。虽然一直受着高等科学教育，但陈宇廷还是被佛学所吸引，并在不到30岁时决定出家。“那时就觉得，我就要正悟两生死，对生死能够真正搞清楚，能够真正开悟。”陈宇廷坦诚。　　然而，在台湾的万里龙泉寺剃度出家，后来又到佛光山、青海玉树的创古寺参禅后，陈宇廷却并没有找到修行的答案。接受别人供养，自己却对别人所求无能为力的生活感到很不舒服，经过三年的禅修、打坐、念经后，陈宇廷决定还俗。“佛心是静中养成，动中磨炼的。”不过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这段经历对自己的重要意义：“(出家)对我以后的帮助很大，因为启发了我的慈悲心。有慈悲心的人，要走的路跟其他人就不大一样。即使是公益的路，也会不同。”　　其实，陈宇廷的夫人央金拉姆，就是藏传佛教的信仰者。2002年，他们在北京结婚，用的就是藏传佛教的仪式，而关于他们的爱情，也有更多的传奇。　　除了歌手身份，央金与洛克菲勒家族、巴菲特家族也有着良好的关系，并曾与他们一起做慈善。这层关系也给陈宇廷的慈善之路带来了许多便利，“她帮忙，主要是帮助我的心态。因为她的修行比较好，她一直鼓励我，继续把公益的事情做好。继续做的时候，有一条路会出现。”　　从“撒钱”到专业　　还俗后，陈宇廷第二次加入了麦肯锡。1996年，他和一家医药企业去印度，考察洗肾仪器市场。在大大小小的医院，他看到了印度的贫富悬殊，穷人生存和生活条件的恶劣，让他产生了离开麦肯锡专心做慈善的想法。　　那时，其父陈履安已经投入了慈善事业，担任陈诚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宇廷追随父亲的第一步，就是进入陈诚文教基金会担任执行长。　　陈诚文教基金会彼时已成立近30年，主要定位于台湾穷苦人家上不起学的孩子，已资助了五万多人。然而陈宇廷父子却将目标放在了中国大陆。他们发现这里有很多穷人，于是“有些糊涂地到处撒钱”。几年下来，他们总共捐出去数千万美元的财富，陈履安甚至把自己的大房子给卖了。钱捐完了，陈家也开始负债度日。“没有想什么叫慈善，这两个字根本不在我的念头里面。只想着这个地方要帮助，需要钱，那个地方需要什么东西。到处去募款，有的钱透过我们捐，有的钱就直接捐过去。没有想到慈善模式，根本没有想慈善组织要怎么建。”陈宇廷事后承认，“如果有人跟我们讲讲慈善组织如何运作，我其实能做更多事。”　　这段撒钱式的慈善之路走不通后，陈宇廷2005年第三次进入了麦肯锡。麦肯锡的工作经历，让他更有效率、逻辑和智慧，这和其慈善之心形成了一种平衡。　　2006年，陈宇廷发起成立了公益事业伙伴基金会(NPP)，而陈的履历和背景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公益组织背后力量除了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外，还包括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奥美整合行销传播集团、诺华公司、君合律师事务所和摩托罗拉公司等国外公司，以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国内组织。　　凭借纯热情做慈善的“痛苦经验”，让陈宇廷深深感觉到专业指导的重要性。他考察到很多慈善机构、公益组织在运用大量资本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这时就需要发挥专业的力量，比如提供财务、管理、营销推广和法律等专业的服务支持，协助募款和融资。这一点，陈宇廷的妻子央金在资源、资金和项目方面帮了他不少的忙。　　在NPP的众多项目中，陈宇廷最满意的是青海的吉美坚赞福利学校。这所学校专门帮助失学的牧民和年轻的僧人接受现代教育，提供4年小学和2年初中教育。当时，陈宇廷对这个学校很感兴趣，就找了很多专业人士帮助它，比如介绍几位企业家为学校提供每年50至80万元的基本款项，以及为它找到了200万元的无息贷款。　　然而，NPP远未达到陈宇廷的预期。“它的效果还是太小了，加上一些公益组织的人苦得太久了，最大的迫切需求就是钱，对其他东西，并没有兴趣。”他颇有些无奈地说。NPP现在只剩下两三个人了，陈宇廷正在考虑其下一步的发展。　　其中，有些想法正在成型。　　在很多人看来，家族基金会应该永远掌控在同一个家族那里，这样，家族的价值观和荣耀就会一代代传下去，家族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也会让一代代人认真负责地做好基金会和慈善事业。　　但陈宇廷并不这么认为。如今，“富二代”或“官二代”的纨绔子弟形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显然，把家族基金会交给这样的后代手中并不合适。因此，他透露，除了考虑办社会企业或者社会投资基金之外，他还在思考是不是应该做一些针对中国慈善家和“富二代”的培训——不是那种封闭的课堂，而是类似洛克菲勒家族常常做的那种闭关反省。作为一个名流之后，少年时期荒度光阴的一段经历也让他对此颇为感同身受。　　陈宇廷期待通过闭关式的培训，让一些人跳出自己的生活环境，培养他们的慈悲心。“慈悲心和关心人的心培养出来以后，会带给自己一个欢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