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所有人都应列入运营商“红名单”

辨析　　拒绝想象 小心求证　　■徐明轩　　广州市民杨先生因不堪垃圾信息袭扰，将电信运营商告上了法庭。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运营商的律师称：接到传票后，他们已将原告列入“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杨先生电话推销、发送广告短信，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市领导级别的人。　　“红名单”
曝光了两个问题：一是电信商并非如其之前反复表白的———没有能力解决垃圾短信问题，而是有能力解决的。二是电信商认为免受短信骚扰的权利，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虽然人生而平等，但显然“省市级领导”比普通公民“更平等”。　　先说第一问题，多年来，政府部门整治垃圾短信的效果一直不佳。工信部电信管理局一位官员曾称：治理的难点在于———一是事前管理难，短信属个人通信，信息内容受法律保护，电信企业不得擅自监控；二是是否属于垃圾短信，往往因不同用户的需求而有区别，云云(
新华网2008年9月26日)。这也几乎就是本案中电信商的律师提出的抗辩理由：他们事先不知道发的是不是垃圾短信，也不知道对杨先生来说这些算不算垃圾短信。　　其实，电信运营商是垃圾短信的受益方。《人民日报》今年1月26日的相关报道，已把道理说得很清楚：靠运营商自律治理不了垃圾短信，只能立法对运营商进行重罚，才能有效维护用户的合法利益。　　其次，电信服务商该对谁负责？是对领导，还是对消费者？从“红名单”可以看出，电信商并不怕得罪消费者，而怕得罪权力，这是由电信商的垄断地位所决定的，把领导搞掂，就不怕消费者。甚至可以说，电信商搞出“红名单”，一边通过骚扰普通消费者来攫取暴利，一方面却让领导看不到种种垃圾短信(其中不乏办假证等违法短信)。这是搞“上下相蒙”，闭塞上听，粉饰太平，为领导人虚构出一个平安、纯洁的“波将金村”。这是违背企业，特别是国企的社会责任的。　　另一方面，“红名单”也是一种歧视，是一种特权，是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强制交易。　　“红名单”制度跟VIP服务不同。打个比方，正常的VIP服务，是让顾客进包房高消费；而“红名单”是一种特权制度———非特权者只能吃“地沟油”炒出来的菜，而特权者不用吃。没有特权，就没有起码的合格服务，这就是“红名单”背后赤裸裸的歧视逻辑。正如本案原告杨先生所强调的：“不被垃圾信息干扰，本是普通市民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不应该是特别施舍。”　　而且，“红名单”制度不是以市场为配置依据，而是以身份、权力为配置的依据，不被垃圾短信骚扰的只有“省市领导级别的人”。这是一种倒退，背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文明发展轨迹，回到了人分三六九等的身份社会，以权力来分配资源。这也严重刺痛了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期待。“红名单”的“杀伤力”，不亚于今年5月媒体曝光的北京一些政府机关自办蔬菜水果等食品供应基地，搞食品“特供”。其机制是一样的，当决策者不再与公众分享共同的社会经历、不再承担共同的风险时，就会发生“社会断裂”，这就会影响政策制订的公正性。　　我们很难想象，当领导因为有特殊的“红名单”保障，不再被垃圾短信骚扰、不再成为市场上地沟油的受害者时，他们制订出来的政策，还能否体现普通人的利益诉求？割裂社会，这才是“红名单”的可怕之处。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