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中国靠什么走出大萧条？

文|吴晓波　　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萧条，必须靠三条：一是必须激活国内需求；二是　　必须依赖民营资本的壮大；三是必须推进市场化的政策改革。　　中国当前的经济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靠巨量投资走出了低迷，特别是楼市和股市出现了让人吃惊的火爆。忧的是，体制的矛盾好像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们似乎在用一个大的泡沫把所有的问题在往后面推。　　今天讲一则往事，那是在十几年前，中国经济也碰到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当时我们是怎么走出来的。　　1997年，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亚洲兴风作浪，他认定亚洲各国的经济已经整体过热，货币贬值已成事实，于是决定豪赌一场。他领导的量子基金相继攻击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引发了一场东亚金融风暴。　　风暴初起之时，中国的决策层似乎没有意识到它对中国影响的严重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仍以从紧为主。可是接下来发生的景象完全出乎了决策层的预料。进入秋冬之后，亚洲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韩国和日本竟也被风暴击倒。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风潮中，过去几年一直颇为活跃的中国股市顿时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此刻，摆在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们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凶险的棋局。内外交困，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到了1998年的2月，中国决策层如梦初醒。总理朱镕基展现了一位卓越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他紧急下令，马上改变方向，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首期发行1500亿元的国债，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　　从1998年到2001年间，当局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很快刹住了投资下滑势头，同时，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这个景象是不是让你联想起2008年11月以后出现的情况？　　是的，1998年那次也与2008年一样，先是靠巨量投资把经济给稳定了下来。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朱镕基等人认为，靠扩大投资来摆脱危机是中国经济走了很多年的老路，如果仅此一招，也许在短期内会有成效，却是把矛盾埋在未来。所以，摆脱危机的道路，只有靠市场化的改革。当年最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有四项：　　一是进一步加快了产权改制，数十万家中小国有企业改造为产权清晰、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民间投资迅速升温，1998年之后的四年中，国内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分别为20.4％、11.8％、22.7％和20.3％。　　二是加大对外向型经济的扶持，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三是为了扭转消费过冷现状，决定开放房地产市场。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从而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地产热。　　四是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战略上，由“抓大放小”改为“国退民进”。　　谁也没有想到，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居然能够“否极泰来”。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东亚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竟成隆然崛起之势。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日渐形成了“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此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8％的高水平上，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则始终低于3％，走出了一条高成长、低通胀的“完美曲线”。　　好了，故事讲完了。结论是—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萧条，必须靠三条：一是必须激活国内需求；二是必须依赖民营资本的壮大；三是必须推进市场化的政策改革。这个道理在今天应该还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