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共享中心选址攻略

财务共享中心选址攻略看似出于简单成本驱动的财务共享中心，随着运营日益深入和成熟，其选址对于人力、技术、产业环境等方面的考量越来越全面，也越来越着眼长远。随着13年前财务共享中心模式伴随跨国公司500强全球组织模式变革的浪潮进入中国以来，如今越来越多的本土大型企业集团也在日益强烈的全球化或者跨区域运营的需求下，尝试着建立自己的第一个财务共享中心，然而面对国内各大开发区竞相追逐的橄榄枝，本土企业该如何建立关于财务共享中心选址的最优思维框架呢？成本原始驱动追根溯源，福特汽车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欧洲开创财务共享中心，其源于简单的创意：将集团内各分公司大量重复枯燥的会计业务集中处理，降低成本。因此成本因素在财务共享中心的设立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原始驱动力的角色。1999年摩托罗拉公司“亚洲结算中心”选址天津，财务共享中心由此开始在中国生根，此后诺基亚(微博)、麦当劳(微博)、辉瑞、马士基等诸多跨国巨头也纷纷跟进在中国建立了共享服务中心。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近90%的世界财富500强企业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财务共享中心。从共享服务中心这一概念诞生之初，跨国公司在选址时会以自建或离岸外包的形式允许第三方利用当地的成本洼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低廉的人力成本和优惠的税收等优惠政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成本概念的内涵明显在扩大，已远远不止简单的账面计算，而更多地向综合运营效率方向聚焦。在安永咨询的相关调研中发现，选择中国设立共享服务中心的首要因素已由“低运营成本”变为 “接近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原有的成本优势正在削弱，而跨国企业真正看重的是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容量。马士基目前共设立了六所共享服务中心，总计聘用了1万名员工，其中菲律宾马尼拉的服务中心规模最大。马士基于2001年在广州开设了首家中国共享服务中心，之后又并购了深圳的一家共享中心。“共享服务中心的发展成熟，我们有能力通过精益管理和六西格玛等技巧集中优化控制和流程。但也带来了留住人才的挑战，”同时产业环境的变化，也再次使得成本考量重新变得至关重要。马士基中国共享服务中心主管邵伟曾感叹道，全球金融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非同小可，马士基必须制定新的策略应对，财务共享中心在中国广州的竞争力不如从前，因此在2009年成都开设了新的服务中心，成都已成为其全球策略中心之一。“跨国公司对于选址不会局限于一个点，亚洲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会是首选，但是欧洲地区同样会设立共享中心，一些大型公司会选择匈牙利、布达佩斯，而汇丰银行则将共享中心设在巴西的一个小镇，便利的交通和低廉的人力成本，是他们考虑的因素之一，不见得集中于大城市就会有必然的优势，结合企业自身的优势，小镇的实力也会得到彰显。”安永咨询高级经理张宏伟认为。跨国企业在考虑建立共享中心时，应以全球的视野去选择适宜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为了通过全球业务单位的协同，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尽可能节省税务开支和成本，善用补助和当地政府的土地、人力等其他激励优惠。优化人力保障安永咨询的该项调查结果显示，实施共享服务的企业中金融业占比40%，其次为制造业、服务业、电信和交通运输业。从服务覆盖区域来看，超过60%的共享服务中心目前关注于中国的业务，其余40%则服务于其在国际或亚太市场的业务。从投资方来看，超过一半的共享服务中心为中资投建，外资投建的共享服务中心数量占47%，其中欧美占外资投资的比重较大。尽管中国的财务共享中心的建立晚于发达国家20年，随着跨国公司的触角不断延伸，未来企业在共享服务中心的投资在全球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除了成本优势以外，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成为这些企业聚焦的重要目标市场，成为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最重要动因。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和部分产业园区初步意识到在共享服务中心全球化布局的趋势下，应引导中国企业设立共享服务中心以便把握当下的重大机遇。“中国的财务共享中心正处于初创时期的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发达国家财务共享中心已处于稳定的成熟期，目前我国财务共享的理论研究还十分欠缺，政府和高校的理论和教学模式都有待建设。中国企业正处于在干中学、学中干阶段，在共享理念导入后，缺乏成熟的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可借鉴，既便是看似简单的选址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四川长虹的财务共享中心就是根据自身企业特点将地址选择总部所在地四川绵阳。”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总经理熊光海表示，“高校学生毕业之后，对这些知识的领悟几乎为空白，都需要重新培训，所以财务共享服务人力资源的可保障性也是企业选址时应加以考虑的，不能小视。”安永咨询经理董皓认为，观察到的不少企业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往往第一考虑的是选定的城市是否拥有自己的其他业务。共享服务中心往往会在其他业务的基础上进行附加性的搭载。但这种搭载性的选址，往往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强生在苏州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时就曾经面临过人员招聘的严重挑战。由于人才供给不足，一度影响其转移计划。总的来说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选址可以从城市环境因素和公司内部因素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在城市环境因素下，我们可以重点考察人力资源、基础建设和经济环境三个方面。人力资源方面，需要考察当地人才的专业技能、教育水平、流动性、人力成本，在基础建设和经济环境方面需考察房产价格、自然环境、通讯成本和通讯质量。国内很多企业自建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城市选址和服务外包的产业集群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方面，二者在决策中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二者相互依存，在人才交流上能够互为补充。如果选址决策并不适合企业自身，会带来各种水土不服的问题。比如用人困难，运营成本高等问题会随之产生。在董皓看来，选址在共享服务中心的方案设计中是比较重要的一环。如先要按地域划分或按流程划分，确定后，需要考虑是建立在总部还是其他城市，不同的选择利弊是什么。如果上述决策并不适 合企业自身，会带来各种水土不服的问题。比如用人困难，运营成本高等问题会随之产生。在进行选址前，首先要决策的是建立一个还是多个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真实的案例中，企业的选择是多样的。比如中国移动(微博)、中国电信(微博)配合其经营管理模式在省公司层面建立多个共享中心，中国平安(微博)考虑到灾备、成本、人才供给等问题，在上海、成都等多个不同的城市构建后援中心，也有很多的企业在国内仅建立单一的共享中心。不同的考虑因素形成不同的决定。尤其在当前，房产价格的影响尤为突出，办公室的成本固然很关键，但更重要的是员工是否能够在当地买得起房子，是影响团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是总部式选址，即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在总部所在城市，这在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初期较为常见，无论在沟通和管理上都比较方便。对于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选址，熊光海建议还应考虑当地的人文环境，居民的幸福指数，特别是对离岸外包业务，还应考虑选择区域对发包方的商业文化熟悉度或相似性，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由于财务共享中心的工作枯燥单一，重复性高，工资相对而言并不高，这将一定程度影响员工的稳定性，而在安逸的二三线城市，员工压力低，又在一定程度促进员工的稳定，也有利于中心的持续与长远发展。财务共享中心的选址必须有前瞻性，并取得内部各服务对象及员工的认同，建设初期的效率影响、成本攀升以及操作习惯的变化，对企来讲都将面临死亡般的阶段性阵痛。这需要财务共享中心的建设者，取得其他部门以及中心财务人员自身的接受，看到低谷后面的曙光。作为国内企业全球化的翘楚，目前中兴通讯(微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业务范围不但覆盖了财务会计领域的费用处理、账表业务和档案管理，也覆盖了管理会计领域的管理数据业务。同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突破了传统财务部门的职责分工，积极从“事后”向“事中”、“事前”转移，为公司员工提供商旅服务，致力于提供从商旅到报销的全流程服务。共享服务模式是以服务提供商的角色出现，财务人员的职责转型为对外提供服务，如果财务人员不能正确认识这种角色的转变，将多多少少地产生心理的落差；在面对财务选址时，只有考虑员工在当地的生存尊严，了解人的心理，才能留住员工，实现既定的目标。提前做好全盘规划，保证人力资源的稳定，是财务共享中心选址的核心要素，此外加强人才队伍的培训，对于完善财务共享中心信息安全，人才的培养，有利于运行机制的创新，支持和鼓励各类企业与高校共建实训基地，对于推进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和选址至关重要。技术愈加重要我国境内已有超过450家共享服务中心，涵盖了各行各业。从布局上看，大部分共享服务中心选址在大城市或者其周边地区，其中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大连、成都和武汉。这些城市凭借自身的资源禀赋分别在业务先进性、行业代表性、服务辐射性、规模增长性四个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从业务角度而言，北京在信息技术共享中心的拥有量上排第一，上海在客户服务及行业性共享服务中心数量上排第一，大连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拥有量上排第一；从行业角度，呈现出与本地优势行业紧密关联的特点，如上海在金融业共享服务中心拥有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苏州在制造业拥有优势；从服务辐射区域来看，全球性共享中心多布局上海，大连在服务东北亚地区的共享中心领域有较明显优势，而深圳在服务东南亚市场有较大优势。在国内财务共享服务以及财务外包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集群趋势，环渤海集群：该集群已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中国最大内需市场和以大连为门户的东北亚服务外包中心。长三角集群：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该地区以上海为核心，依托国际金融商贸中心的优势，发展以金融后台服务为特色的服务外包中心。珠三角集群：依托政策体制先行所积累的经济基础以及东南亚文化融合的地缘优势，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打造“东南亚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中心区域”。比较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在中国诸多的城市中，究竟选择哪个城市建立自己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董皓认为，财务涉及企业的战略与机密，信息安全成为企业评估自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还是外包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些风险因素应考虑在先，要在选址以及做出是否外包等重大决策之前，提早统一规划，不要等到真正建立的时候才想到各种风险，那将得不偿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总工程师、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处处长姜广智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上介绍，北京在以亦庄为核心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个云基地，今年7月份，即将在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再开一个云服务基地，这会有利于服务外包的增长。2011年北京服务外包达到了20亿元，特别是市场结构有很大的变化，现在美国市场是北京信息服务业最重要的、依存度最高的市场。2011年这一领域从社会上融到的资金达到了80亿美元，而且并购的案例非常多，达到了几百起。而且技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从专利保有量来说，达到了9000件以上，去年新增2478件，申请专利数5000件。显然，上述北京云基地的雄厚技术基础和主干网络的畅通是吸引中英人寿、ABB等大型跨国企业前来建立财务共享中心的重要因素。除了税收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之外，上海市政府还对软件企业给予物质奖励并吸引高端人才，这无形之中为企业建立财务共享中心的技术管控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平台，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顾伟华表示，目前上海市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对于鼓励技术类企业进驻先后出台了诸多奖励政策，这对于财务共享中心的设立应该是一个长线的利好和吸引力。“我国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规划指出，以保障基础信息网络安全重要信息系统为中心，推进技术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构建产业链完整、分工合理的产业体系。2015年我国信息安全产业规模突破670亿元。落实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4号文件，需要加快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和实施，同时还要研究建立创新产品的风险机制，建立健全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完善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产品认证，支撑信息安全产业的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孙文龙处长表示。从中兴通讯联合CIMA(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发布的《财务共享服务行业调查报告》来看，中国企业在为共享服务中心选址时，比较关注的因素集中在与总部或分支机构所在地一致、人员素质和招聘来源以及成本等因素上。而目前已实施财务共享服务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大连、天津、成都等城市，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在共享服务中心选址上具有自己的一些特征、偏好和技术需求。过去10年以来，财务管理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共享服务和外包作为实现变革的首要策略，他们一直在考察如何依靠先进的技术力量。落实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执行力，考察如何通过某种变革方式释放更多资源，提供更好的见解来支持决策以及为业务部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而这一切离不开财务共享中心初建时信息技术和政府决策的支持，否则选址如果失误，一旦迁址则会消耗更多的成本和人力资源，重头再来。中西部后发优势与东部三大产业集群不同，中西部内陆地区虽然尚未形成明显的城市集群，各城市竞争实力相距不大，战略中心型城市缺位。但是中西部产业集群的形成将必然成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布局的走向，随着服务外包产业在中西部内陆城市的加速推进，中西部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展现出“围绕中心城市，协同共进发展”的格局，也在日益崛起，从而使服务外包产业在有限区域范围内能够形成有梯次、有衔接、完整性强的产业链条，通过合作之力打造出更为强大的承接大额高端服务外包项目的能力，成都、西安、武汉等均是企业建立财务共享中心越来越关注的重要城市。值得注意的是，财务共享服务一次选址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可能会随着外部环境和公司业务的变化，进行二次选址。比如中兴通讯财务共享服务在深圳运行两年后，重新启动了二次选址。为了选择合适的地点，中兴通讯展开了对17个城市的对比调查。中兴通讯财务共享服务流程总监郭奕分析， 当时在成都和西安之间最终选中在西安的主要原因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位于中国电信骨干网，是八大节点城市之一；生活的幸福指数相对较高；当地大学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优质而不高。同时中兴通讯将在西安建设中兴通讯在国内最大的研发生产基地，总投资60.08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3.2万平方米，建成后容纳近三万员工，年产值达180亿元以上。 这也是中兴通讯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选址西安的重要原因。在郭奕看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选址是财务共享服务长期发展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其远期目标和定位是否达成。在财务共享中心的选址因素中，运营模式是决定选址的一个基本因素，不同的定位对环境要求不同，也决定着对选址需求的不同。在确定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运营模式后，选址中还需要考虑以下关键因素：人员素质、运营成本、人力成本、通讯与交通、人才资源、与总部的关系、当地的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城市的配套设施等等。中兴通讯作为国内第一家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企业，遵循着“复杂的工作简单化，简单的工作标准化，标准的工作智能化”这一发展路径稳步发展。目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拥有近150名员工，为内外部客户提供审核、账表、档案、商旅、管理数据和咨询六大模块的业务。当初马士基选址成都时，成都正在兴建全新的高科技园区和天府软件园。管理选址工作存在不少难题，深圳员工可选择是否迁往成都，约有60名员工选择搬迁。如今成都服务中心的业务突飞猛进，2010年才开始为部分业务提供离岸服务，马士基的全球信息处理中心现在可为集团的所有业务单位提供支援。如今成都服务中心目前主要负责北亚地区的客户服务流程，也负责应付和应收账款等财务流程、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业务和部分物流工作。其他地区的共享服务中心还提供信息技术、销售和更多的业务活动。同时马士基对当地政府的支持表示满意，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央下发的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与沿海城市相比，成都的政务环境尽管仍存在差异，办事需要的时间略长，邵伟仍然预计成都的财务共享中心行业在未来两年将继续高速增长。事实上，随着国内企业为业务发展争夺人才，成都和沿海城市的成本差异也会不断缩小，对于中西部的后发优势，如何保持持续优势，熊光海表示，当财务共享中心作为企业的内部组成部分和从企业独立出来的税收各有不同，独立以后的税收显然高于内部机构。这对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本身起步就晚的中国企业的激励措施明显不利，所以区域政府激励政策也将是共享中心选址和确定运作模式的重要决策依据。选址不但对企业自身业务有影响，而且还影响到供应商和供应链伙伴，随着激励措施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企业应对共享中心的地点做出新的选择，并梳理当地政策和自身优势，而政府也应对共享中心的建设加以重视，以政策积极引导，政府的管理策略不能简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同时需要和企业一道发掘属于自己的潜力，理性选择适合企业自身的地点，让财务共享中心融入当地的文化，安家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