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办亚运负债究竟几何

林小昭　　钟南山：要到全国两会上着重谈这个问题　　日前，钟南山称广州因办亚运负债2100多亿元一事引起广泛关注。一时间，关于广州举办亚运的投入到底有多少，是1000多亿还是2500多亿，也引发争议。昨日，钟南山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主要是为了呼吁中央和省里给予广州更多的支持，支持广州渡过目前的难关。　　统计口径差别？ 　　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22日在参加广州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的小组讨论时说，通过查资料发现，广州亚运的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很大。总投资2577亿元，其中广州投资195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他很担心，背着这么大的债务，广州“十二五”搞民生的钱不知从哪里来。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与会代表和外界的广泛关注。广州亚运到底花了多少钱，因亚运负债多少亿，成为关注的焦点。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23日在会场面对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追问时口风甚紧，直到被记者们从八楼“围追堵截”到一楼大堂门口，才终于开腔。　　张杰明表示，地方财政为广州亚运会确实做了巨大投入，其中亚运会、亚残运会的运行费用支出为136亿元，涉及亚运场馆、涉亚设施等城市建设的费用为890多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开支，总共支出1300多亿元。　　他表示，广州并没有死扛财政缺口，亚运会的收支情况基本平衡，收入主要包括亚运会的开幕式以及赛事的门票收入、广告赞助等，中央和省里的补助都有，其中省里补助了30多亿。　　2500多亿和1300多亿到底哪个比较可靠？对此，广州市政协常委、广州市政府参事室主任张嘉极向本报指出，这主要是统计口径和概念的问题，很多项目——比如为了配合亚运举办而搞的河涌整治——“即便不办亚运会，也是要开展的，只不过是借着举办亚运会的契机，这些项目的建设得以进一步提速。”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树坚也指出，亚运的很多基本建设项目，包括亚运城，都是用市场运作的形式完成的，并不是整个亚运城的建设都靠财政投入。对于很多代表提出的不知道亚运的钱是怎么花的，她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公开亚运账本。　　“亚运账本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公开，市里的负担让大家共同来理解，共同承担。”钟南山说。　　按照计划，今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拟安排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亚运会和亚残运会场馆建设和城市建设资金使用。张杰明也表示，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亚运账目。　　有评论认为，广州应该在亚运前的各项建设中事先采取预算公开、量入为出的做法，对相关的项目建设进行事前论证，从各个方面减少债务负担过重的风险。　　对此，张嘉极认为，如果能事前公开、让大家来参与讨论当然更好，但是毕竟包括广州在内的城市都处于发展中的过程中，“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果都按照香港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亚运也就办不成了。”　　他认为，办亚运对广州整个城市的形象和价值提升有很大作用，“即便我们花了钱，也是为了这个城市以后的经济发展，为了提升这个城市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讲，办亚运其实也是一种投资，把城市整体提升上来了，就更有利于广州下一步的发展。”　　广州需要“缓一缓”　　就张杰明回应一事，钟南山24日在接受本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说法有可靠的依据，但现在他并不愿意透露更进一步的依据。“张局长有他的考虑，我讲这个不是针对张局长。”　　虽然此事爆料后获得了外界的“力挺”，但钟南山表示，他并没有去在意别人支持或者反对，也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而是“觉得一个事情该讲的话就应该去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将会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着重谈这个问题。　　“广州在办好亚运会的基础上，也要真正实现我们‘十二五’提出的很多东西，这就需要一个比较强的财政支撑才可以。”钟南山认为，亚运会的确给广州带来了较大的财政缺口。　　与此同时，广州虽然是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所确定的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但其他四个都是直辖市，直辖市的很多政策广州享受不到，而广州还要向中央和省贡献很大一部分税收。钟南山说，他算了一下，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的财政收入是最后一位，而且也远远比不上非国家中心城市的深圳、苏州。　　与此同时，广州市市长万庆良22日在参加广州市政协经济界委员的小组讨论时也表示，在这3348亿元的财政总收入中，除了交国家、交省里，广州留下的只有872亿元，加上中央税收返还的，共900个亿多一点。这其中，一半还要下拨给12个区（县级市）。“人人都说广州富得流油，其实广州的财力是捉襟见肘。”　　而在国家加大对保障房的建设力度之后，广州要完成保障房建设的任务，也存在不小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钱”，广州市国土局官员日前表示，广州将从“地王蛋糕”里拿钱来支持保障房建设。这也让外界担忧广州地价将会不断上涨，从而进一步推高房价。　　“背负这么大的负担，我很怀疑我们怎能实现‘十二五’规划。广州办了这个盛会，开支这么高，你还要照比例上缴税收，本身就不合理的。”钟南山说。　　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澎博士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实行多年之后，难免存在一些不尽合理之处，广州上缴的比例较高。他建议，在不改变分税制原则的前提下，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可以五年内调整一次，对现存的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　　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教授看来，希望中央去适当改变分税制，将更多的财政收入留在地方的愿望，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如果调整广州和其他地方的税制比例，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地方也会尽力去争取。　　作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的预算审议专家，林江指出，广州的负债和财政压力较大主要是举办亚运才出现的，缓解目前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国家适当对广州给予一些倾斜，少上缴一些税收，让广州喘一口气，“这是唯一的做法，虽然治标不治本，但这个难度也不小。”　　他说，广州在举办亚运之后，财政比较紧张，中央和省里这个时候对广州给予一些扶持，让广州缓过这口气了，对以后广州、广东省和全国来说都是好事。“中长期来说，广州还是要进一步培植一些税源。”　　钟南山呼吁，国家和省里应该给予广州必要的支持。不要求补助多少，但起码能适当地返还税费多一些、上缴的税费少一点。彭澎也认为，即便国家不能减免一些，多返还一些，那也应该给予广州更多的政策支持，或者加大在广州的投资和布局，以扶持广州未来的发展。　　如何约束政府支出引热议 　　关于亚运花费过高、预算程序不合理的争议也引起了人大、政协和舆论的热烈讨论。　　有媒体报道，广州两会上，代表、委员关于广州有没有做到“节俭办亚运”的承诺，以及亚运预算屡次提高未经人大审议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例如，广州市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21日在海珠区代表团第一组讨论中首先发出质疑：“办亚运有不节俭的地方，老百姓都知道！能不能不说‘达到了节俭办亚运的目标’这种话？”　　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建武进一步追问：“政府一开始说只要20个亿，到后来屡次改变预算数目，有向人大报告过吗？人大审核了吗？这种变动肯定是有理由的，但是政府自己拍脑袋决定，有没有尊重人大、尊重民意？”　　钟南山爆料引发的这一事件，以及他即将在全国两会上的进一步发言，也将引发对政府预算编制、审议程序和政府支出约束的进一步关注和讨论。正如评论者刘凌所质疑的：“归根结底地说，是不是某些环节某些程序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偏差，为什么香港特区政府要通过决议才能花钱办亚运，到了广州，钱已经花完半年了，才有人大代表站出来说，钱不是这样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