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31日，一个叫做Nikki Catsouras的18岁女孩驾驶着父亲的跑车，一头撞上了奥兰治县某个收费站一侧，这座收费站混凝土制作，相当坚硬，Catsouras一瞬间身首异处。加州公路巡警根据有关规定，迅速保护现场，并拍照取证，鉴于死状过于血腥可怕，当地验尸官甚至没有允许她的父母来见她最后一面。
“大约是事故后两个星期，我接到了妹夫的电话，” Nikki的父亲 Christos Catsouras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他从一个邻居那里听说，事故现场的照片正在网上疯传。我们去找了加州巡警，他们承诺会调查。”很快，有两名员工承认是他们泄露了这些照片。至于动机，后来一份法庭文件里这样写道：“我们在万圣节的时候给朋友和家人发送了九张恐怖的死亡照片，这只是一个恶作剧，但这些照片被大家广泛转发，很快就在网上疯传起来。”
Catsouras痛失长女，根本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当时的惨状，他也告诉大女儿的三个妹妹，不要去看网上的这些图片。“但是他们告诉我，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他们都只是劝我说：‘别担心，事情很快会被遗忘的。’”但是Catsouras等不了，他开始尝试法律途径——从互联网上删除这些信息。近年来，很多人都做了同样的努力，演员们不希望自己的私照外流，犯过罪的人不希望自己的案底妨碍自己找工作，尽管情况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希望能够获得一样在美国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被遗忘的权利。
但在欧洲就大有不同了，这还要归功于今年年初的一件案子。1998 年，西班牙的《先锋报》刊出了两则小告示，说 Mario Costeja 律师名下的一些财产将会被拍卖，用以偿还债务。后来 Costeja 律师还清了债务，但是每当有人搜索他的名字，报纸上的记录还是会出现。2010 年，Costeja 找到西班牙有关部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希望能让《先锋报》删除网上的记录，并要求 Google 把相关搜索链接删除。负责当地的网络隐私监管的机构——西班牙数据保护局并没有通过Costeja关于删除《先锋报》网络记录的要求，但是对关于Google的要求，给予了批准。今年春天，作为欧盟 28 个成员国最高法院的欧洲法院支持了西班牙有关机构的决定。《先锋报》可以保持 Costeja 的告示，但是谷歌被禁止提供关于Costeja名字相关的网页搜索结果。法院接着说，在它的管辖范围内，任何个人都有权力要求 Google 撤销那些对他们而言“不充分，不相干，或不再相关，言过其实，或已经失去时效”的链接。
这项法庭判决成果初显。Google 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了十二万份删除申请，并批准半数。其他在欧洲的搜索引擎，像微软的 Bing，也有了类似的一个系统。大多数公众对这项判决持批判性态度，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纽约时报》有一篇社论批判道：「它有可能损害新闻和言论自由」，《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也有着相似的观点，它们认为这意味着有些人可能用它来隐藏和压制公众对信息的知情权，包括隐藏一些在职行政官的相关链接，干扰民众选举。英国上议院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将这项判决称为「原则导向错误，无法实际操作」。
华盛顿智库“未来隐私论坛”执行董事 Jules Polonetsky 则更加直白，他说“这项决定将作为欧洲法院有史以来最重大的错误之一，被载入史册。这对言论自由没有一点意义。如果某个特定的网站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那它确实应该被禁，Google 也不应该链接到它。但是法院把这复杂的，要根据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的事情全权交给了 Google ，让 Google 去决定发表什么、隐藏什么。让 Google 行使法院的权力，足以显示其对实际操作性了解之匮乏。”
与此同时，法院的判决引起了大西洋两岸民众的焦虑。在欧洲，隐私权胜过了言论自由;而美国正相反。“欧洲人认为隐私是一项基本人权，而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或诉讼权是基本人权，”斯坦福网络与社会中心公民自由主任 Jennifer Granick 说：“当涉及到隐私，美国通常是保护某些类别的敏感信息，通过增加一些限定，除非满足条件，否则绝不泄露。国会已经通过法案，禁止披露医疗信息(美国《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教育记录(《巴克利修订案》)和视频商店租赁信息的法律(这条法律制订的契机还是因为Robert Bork被提名最高法院的时候发生的一次信息泄露事件)。在获得本人同意或者进行司法调查的时候，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被查到。
美国尊重言论自由，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上，这也确定了 Costeja 的诉讼在美国永远不会通过。Costeja 的记录是公开的，并且当时报纸的报道也忠于事实;新闻媒体本来就有近乎绝对的权利去发表准确、合法的信息。(最近，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律师成功通过了当地律师协会对他的纪律审查，他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 Google 删除相关内容的搜索链接;但 Google 这次打了个翻身仗。)“Costeja的判决结果明显并不符合美国的法律，”Granick对此评论说：“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真的是个好政策么?”
48 岁的 Viktor Mayer-Schonberger 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一直在用知识的手段争取“被遗忘权”。 Viktor在奥地利乡间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税务律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父亲买回来一个原始的调制解调器，Viktor 开始活跃在BBS上，他写了一个早期的防病毒程序，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将这个软件卖掉。Viktor 说：“父亲虽然纵容我在计算机方面的兴趣，但是他还是很希望我能接手他的律师事业。”他最后去了哈佛法学院，他早期在计算机领域的经验，跟他开发杀毒程序的经验相结合，激发了他在数据保护相关法律上的兴趣。
“欧洲对数据保护保护的重视源于二十世纪的血腥历史，”Viktor说：“当时的政权为了和纳粹斗争，启用了一套基于人权的思想体系，希望能让社会更加正义和公平。但是事实上呢?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极权主义社会，充满了监视和管制，在当时一下子就有了两个激进的思想体系，最后都进入了令人震惊的严密监视状态。”
随着当时政权的倒台，1989 年，新的民主国家修改了相关法律，并积极落实，旨在防止这种侵犯隐私的悲剧再次发生。在随后的几年里，欧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详细法律，致力于保护个人隐私。Viktor 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普遍的信念，就是不能相信任何人——不论任何任何国家，任何公司——能够替我们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
2009 年，Viktor 出版了一本名为《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称，在战后，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兴起，人们对隐私的关心开始转移到互联网领域。东德情报机构史塔西(Stasi)的记录都在纸上，保存在文件柜里，很难定位和检索。但是，数字化和廉价的在线存储使得忘记比记忆更难。云存储的出现，让信息保存更加持久，检索也更加便利。
Viktor 表示，占欧洲网络搜索市场90% 左右份额的 Google 在处理这些信息时并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讲述了一个相关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荷兰，政府保留着全面的人口登记信息，包括每个公民的姓名、住址、宗教信仰等等，在当时，这些信息的初衷是用来促进政府的管理和改善福利计划。但是纳粹入侵荷兰之后，他们使用这些信息来追捕犹太人和吉普赛人。Viktor 说：“我们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即便现在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感觉很安全，但是荷兰人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不知道未来的政府是否会还值得我们去信任，能够保护我们的隐私权。”
美国的法律没有被遗忘权， Catsouras 一家没有权利强迫 Google 删除相关照片链接。他们家的律师 KeithBremer 也对此很无奈：“我们知道人们只要 Google 一下 Nikki 的名字，或者只是输入“断头女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这些图片，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作为一种临时的措施，Catsouras 向Reputation.com创始人MichaelFertik 寻求帮助。Reputation.com 尝试通过增加附加信息来操纵 Google 的搜索结果。通过这种方式，Google搜索相关链接数量剧减，Fertik 还帮助 Catsouras 一家联系各个网站，请求他们撤下照片。“我们已经从两千多个网站上撤掉了照片。”Fertik稍微透露了下自己的努力成果，但是这些照片还是很容易就能被搜到。
一些罪犯渴望抹去人生污点，向Google 请求撤销他们犯罪记录的时候，也频频碰壁。“在美国有六千万到一亿人有犯罪记录，这还仅仅只包括定了罪的。”一个社区法律服务的主管诉讼律师 Sharon Dietrich 说道：“因为互联网的存在，有犯罪前科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Dietrich和其他一些人纷纷加入“删除记录”运动，这项运动提倡封存或者在一定时间后删除犯罪记录。
目前大约有三十个州允许一定程度上删除犯罪信息。Dietrich 和她的伙伴们在试图寻从商业背景调查公司的数据库里清除相关数据。但是即便法律作了调整，Google 的存在依然是个头疼的问题。Dietrich 说：“在过去，犯罪记录会随着时间流逝被人们淡忘。它们虽然存在，但是你无法找到他们。但是现在，被人们淡忘这种事情成了奢求。我有一个客户，他说因为有过犯罪记录，他根本找不到工作，尽管他已经出狱三十年了。”
如果个人或公司想要在互联网上删除一些不想被人知道的信息，他们还是有一个法律武器的：版权法。未经版权所有者的许可，擅自发布照片或其他受产权保护的材料的行为是违法的。Castouras 一家的律师 Bremer 说：“他需要得到照片的版权。”所以他和加州公路巡警展开了漫长的谈判，但最终没有谈成。
那些因网络病毒受到侵害，造成信息泄露的受害者则更适合利用版权法维权。今年八月，Jennifer Lawrence、Kate Upton 还有其他一些明星的私照在网上泄露出来(来源尚未查明)，Google 一直以来都有一套系统用以屏蔽受版权保护的资料。许多影视公司也常常会抱怨 YouTube 上的版权侵犯行为。而 Google 有一套程序来识别这些行为，进而删除相关链接。这些明星泄露的照片中有很多都是自拍的，所以这些女星拥有版权;还有一些照片是她们的朋友拍摄下来的。律师们为几乎所有可能获得版权的照片取得了版权，据此找上了分享这些照片的网站，包括Google，要求它们删除这些照片。Google 以及其中很多网站承诺遵守版权法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些照片在网上很难发现，尽管它们其实依然存在。其中一位律师说：“现在这些照片就像是一棵树掉进了森林里一样，链接依然存在，但是你却没法通过搜索引擎找到他们，就跟不存在没两样。”
欧洲法院的决议，把Google放到了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上。Google 的法律总顾问 Kent Walker，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更多的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报刊亭或者卡片目录。我们不创造信息，我们只是让人们可以找到这些信息。像这样的一个判决就像是硬让我们去决定卡片里面应该写什么东西，这根本是在强迫我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其他一些Google员工也同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们认为Google仅仅是读者和出版商之间的媒介，至于信息的内容，他们完全没兴趣干涉。
然而在当代信息经济背景下，Google 仅仅是一个被动媒介这样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卡片目录」的比喻是一个严重的误导。华盛顿特区电子隐私信息中心总裁 Marc Rotenberg 发表看法说：“谷歌已经不再是卡片目录了，它现在是图书馆，书店和报刊亭。这些领域都已经划入了谷歌的领域范围内。这个判决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前瞻性的决定，这实际上加强了新闻的自由。法院实际上是在告诉 Google ，你如果还想继续搜索业务，你就有遵守隐私权的义务。不过这并不是对新闻机构而言，这些新闻机构拥有自己的网站，有自己的读者群。
Google 并不发表原创的东西，但是法庭判决认为 Google 的搜索结果往往比其他单个网站的信息重要的多。一家叫做Reputation.com的私营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Reputation 创始人 Michael Fertik是被遗忘权的支持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可行的，他说：“这不仅仅是关于言论自由，这是关于隐私和尊严。第一次，尊严在美国法律上得到了和版权以及商标同等的待遇。如果索尼或迪士尼想要从 YouTube 上删除五万个视频，Google 会立刻无条件删除。但如果某段视频里，你的女儿和别人亲吻被拍到了，上传到了 YouTube，你却没法要求撤掉视频。这是不对的，本末倒置了。”
在Google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Google的一位律师向人展示了Google执行法院判决的流程，他叫David Price，今年33岁。他：“接到判决结果，我们都很无语，但是工作还是得开展。”
这项工作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技术活——创建一个基础软件架构，用来删除链接。这个难度并不太大，因为 Google 已经将这套系统应用到维护版权和商标方面了。类似的，Google 可以屏蔽某些危险内容或者是非法活动的链接，像恶意软件、儿童色情这些。
“第二个部分就有点头疼了，”Price 解释说：“我们不得不创建一个管理系统来接受这些申请，继而采取行动。” Google设计了一种表格，在判决覆盖到的国家，人们可以通过相应搜索页面找到这份表格。目前支持 25 种语言，德国用户可以通过Google.de登录，西班牙用户通过 Google.es。(但是直接搜索Google.com是没有用的，这个是美国的搜索页面，很遗憾美国并不在判决执行国范围内。)个人提出申请，需要提供真实姓名——匿名申请是不允许的，然后附上他们要求屏蔽的链接。(大多数申请者一次就会提交大约4个链接。)申请者同时还被要求提供一项解释：“为什么要删除链接，它符合法律规定的哪个删除条件?不相干、不切题、负能量?”如果申请得到受理，Google 会发送一个通知给网站管理员，告知内容有问题，网站管理员可以自行决定删除与否。
为了更好地决定是否删除有争议的链接，Google 募集了数十名律师、律师助理以及其他人员审查这些申请。Price 每周会跟这个团队会两次面，讨论相关决定，力求保持意见一致。主要考察的是，申请人是否是公众人物;链接是否来自著名的消息源或者政府网站;申请者是否是最初发布信息的人;内容是否涉及政治言论和刑事指控。因为法院的判决特别指出相关考虑因素应该是：“其内容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所以 Google 不愿意删除政客和其他著名人物的链接。Price表示，这项工作真是太艰难了。
Google并没有泄露关于具体案例的决策。但是他们还是透露了一些案例，不过隐去了案例相关人员的具体信息。例如Google同意了“删除申请人在多年以前的发起一组在线群聊的相关文件”以及“申请删除五年前已经判决无罪的猥亵儿童指控的相关报道”。同时Google还拒绝了“一家新闻媒体要求删除另外一家媒体关于自己的报道”，以及一个公务员要求“删除已经定罪的儿童虐待丑闻的报道”这样的请求。Google 还暂时拒绝删除一个2013 年发生的，已经无罪释放的刑事案件的链接，因为它的时效性还在。并且拒绝了一个作家要求删除自己的作品链接的申请，因为文章是最近才发表的，而且是作者有意公开的内容。
当然，争议无法避免。今夏早些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接到通知，Google 要删除关于美林证券前CEO Stanley O’Neal 的一篇博客链接。BBC经济编辑，同时也是这篇博文作者的 Robert Peston 在回复中愤怒地写道：“ Google 为何把我遗忘!”对于这一次链接被删除的遭遇，Peston 还写道这根本就是证实了“许多业内人士担心的那样，‘遗忘权’将会被滥用，成为遏制言论自由，限制合法报道的帮凶。”O’Neal这样的公众人物是怎么成功地把关于自己的新闻链接删除的呢?当 Petson 仔细研究这项决定时发现，发现删除链接的请求并不是O’Neal 提出的，而是这篇文章的一个评论者提出的，可能这个评论者不想让别人搜到自己的名字。现在搜索Stan O’Neal这个名字还是可以链接到Peston的博客，但是搜索这个评论者的名字，就找不到这篇博文了。但是这些都体现了 Google 执行判决任务的复杂性。Price 只能说：“我们正在不断努力。”
欧洲法院的判决只适用于搜索引擎，并不涉及社交网站。但是人们还是注意到了这项决定背后的原则，自动带入了Facebook。从Google总部往北走上15分钟，就是Facebook总部所在了，两家公司距离相当之近，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Facebook上的状态并不是公开的，大部分的帖子都是只对朋友可见的。但是 Facebook 的访问权限等条款，不太能让用户理解。因此，很多人会将Facebook上的照片私自公布于众。这种可能性甚至比 Google 搜索结果更大。
Facebook 的公共关系副总裁 Elliot Schrage 对此表示：“在一件事情上，我们是毫不含糊的——我们允许人们删除自己创作的内容。你自己上传的图片和帖子，你自己有权力删除它。”不过，尽管 Facebook授予你权力删除自己的帖子，但是别人的帖子呢?Facebook 允许用户「标记」照片和视频，以标明身份。用户可以取消自己的标记，但不能删除实际的照片。如果你让 Facebook 删除照片，视频，或整个帖子，运营团队会考虑你的要求。这个团队还会删除淫秽色情的帖子，并允许用户举报“骚扰信息”、“主张暴力”、或是“与我观点不符”等等各种帖子。做决定的时候，Facebook 团队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关于法院对被遗忘权的判决，Facebook 团队给自己留下了足够的解释空间。
Schrage 说：“在隐私和言论自由之间冲突不可避免，问题在于社会怎么去看这些相互冲突的权力。并不是科技创造了冲突，它只是戏剧性地把冲突揭示了出来。”
已经有迹象表明，欧洲监管部门将给 Google 更多的限制。七月份一场会议在欧洲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举办方是被称为“第二十九条法案工作小组”的欧洲数据监管机构。一些官员认为 Google 对于欧洲法院判决的执行力度还不够。一些官员反对 Google 在删除链接的时候，通知发布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只会鼓励发布人重新发表，判决的执行徒劳无功。有些人还认为，Google不应该仅仅只删除来自特定国家Google站点的链接，还应该从Google 的主站点Google.com上移除这些链接。对于这些要求，Google 的一位管理人员写信给欧洲工作组，解释说在欧洲 Google 将不同国家的搜索申请分流道各自国家站点上，仅仅有少于 5% 的欧洲搜索申请会直接经过 Google 的主站点，而且这些请求还大多是来自于旅美的欧洲旅客。(Google也对外募集人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反复探讨如何更好地执行法院的判决。)
判决的下达，很快引起了一连锁的反应，每一个国家处理同样的事情，都有不同的方法和底线，在全球互联网时代，做到让所有国家满意几乎是不可能的。Costeja的案件在西班牙法院审判，因为涉案律师是西班牙人，状告的是西班牙报纸。“于是许多国家也纷纷表示他们也想针对互联网设立自己的法规。”斯坦福大学的 JenniferGranick 说：“这意味着全球互联网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国家互联网的产生。全球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访问相同的网站，而国家互联网时代，国家决定哪些信息是人们可以访问的。互联网这一整体被割裂开来，欧洲人将会和我们美国人有着不一样的访问权限。”
很显然，就目前而言，Costeja 一案给 Google 制造了一个大麻烦。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未来法国确立了自己关于“被遗忘权”的定义，丹麦又创造了另外一个，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文化传统制定法律，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义务强加到Google 头上。“真正的风险是其产生的后续影响” 哈佛法学院教授、贝克曼互联网和社会中心主任Jonathan Zittrain 教授这样解读道：“在 Costeja 一案中法院的判决或许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巴西人来了说：‘我们只想要符合我们法律的搜素结果。’又怎么办?这就变成了一场谁更能让Google 听话的较量。”搜索公司可能决定调整自己的搜索结果，来冒犯最少的国家——所有的搜索结果都按照最严格要求的国家的各种规则要求来。正如 Zittrain 所说：“那样的话办事效率不堪想象。”
Viktor 认为，欧洲法院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这是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他说：“基础数据不会被删除，法院实际上是在设置一个缓冲带。如果你只是草草地Google.de上搜索一个被删掉的链接，你可能搜不到，但是如果你肯花更多的时间，或许只是十秒，你就可以去 Google.com 找到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不花费时间，有些东西是找不到的，这相当于是一个缓冲带，减少人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的机会。”
互联网不受管制的时代似乎即将结束，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让 Christos Catsouras高兴的是，虽然最终没能从加州公路巡警那争取到照片的版权，但是他和家人对泄露照片的两人提起了诉讼，诉讼条例林林总总，包括疏忽，精神伤害和侵犯隐私等等。几年过去了，上诉屡屡遭到驳回，但他们坚持上诉，终于在Nikki 过世五年之后，2012年，被告和原告在审判前夕达成和解，和解金额为240万美元。Christos Catsouras 认为欧洲法院的判决是更大意义上的胜利，他说：听到那个判决的时候我哭了，对于有过我这样的经历的人，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判决。我觉得我知足了，我现在想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冲去Google，让他们把那些链接统统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