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商三千年记

文/黄涛　　中原历史文化名城郑州，三千多年的大浪淘沙早已使那些曾经的将相王侯和鏖战的金戈铁马灰飞烟灭。能够承载这段历史的，也许只有商城遗址的那道土墙。风雨中、雷电下，它执著数千年的坚毅，既诠释着这块土地与“商”的情结，又以惊异而新鲜的目光见证着这座城市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异。能够看到的写在莽莽苍苍的大地抑或斑驳的竹简上的有形的历史，记录着目前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的先民们的许多宝贵思想。郑州今天以商城而闻名天下，掀开中原浩若烟海的历史，封存的古豫商人物和他们的古朴的思想如奔泻而出的河水，令世人惊叹。　　那是一次让亲历者至今仍兴奋不已的巨大发现： 1952年，河南郑州，面积达25平方公里的商代遗址，周长6960米的古城垣，手工业作坊遗址，制陶作坊遗址……残存的铜渣、陶片打开了我们沉封的记忆，把我们带回到拥有高度文明的商代。经历了夏王朝的嬗变，商代实现了奴隶制社会的空前鼎盛，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手工业迎来更快的发展，商业开始萌芽。据考证：遗址中出土的海贝、鲟鱼鳞片、鲸骨、海蚌以及夔龙纹的金叶，都是交换用的相当于货币的媒介。专家的推断，解开了郑州与“商”之间的历史情结。至西汉时期，司马迁将商人特别是古代的豫商写进了《史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感谢太史公，在记录王侯将相的同时，在“重本抑末”的时代，还关注了从事“货殖”活动的诸公。借司马迁笔下妙语，深谙供求关系的范蠡、“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白圭走到了现代人面前，留给后人无尽的商业精神滋养。南阳人范蠡还被视为商界开山鼻祖，被后世的人们尊称为“商圣”。　　在历史中行走，不断变换的地域成为思想变迁的坐标。由郑州沿陇海线西行150公里，可到有“四面环山、六水并流、八关都邑、十省通衢”之称的九朝古都洛阳。由今上溯到北魏时期，洛阳正处于全盛时代。城区面积约20平方公里，人口60余万，手工业、商业兴盛，市场繁荣，全国各地和西域各国来洛阳经商者络绎不绝。“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都市的繁华，交易的活跃，留住了八方客商。人之趋利的本性，也让更多的人放下锄头，拿起秤杆。　　由郑州沿陇海线东行80公里，就是建城2700多年的“七朝古都”开封。由今上溯到北宋年代，正是汴梁城的鼎盛时代，共历经北宋九帝168年。2002年年底，记者有幸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到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长达5米的画卷，再现了拥有百万人口的北宋汴梁城的市井生活。人物荟萃，城郭恢宏，繁华的商业场景令人叹为观止。秉承先祖传下的商业天赋，精明的开封人已凭着对《清明上河图》描摹的记忆，将张择端时代的北宋商业生活复制于现代人的眼前。虽然，对于千年的历史积淀来说，这只是一道成人童话式的文化快餐；但“一朝走进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诱惑，还是让南来北往的游客心甘情愿地掏了一回腰包。　　走过唐朝东都的锦绣城阙和宋朝东京熙攘的市井，明清时代再次出现显赫一时的豫商巨贾。“斑驳而沉重的黑漆大门后，是一条斜坡向上的门洞，昏暗深长。”一个朋友这样述说他所见到的康百万庄园，言语中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神秘色彩。古云富不过三代，而康氏家族却兴盛了四百余年、历经十几代人，这本身就是一个谜。康氏家族深受程颖、程颐所阐释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尚河洛文化，尊中庸之道，讲究“仁、义、礼、智、信”，是典型的豫商代表。康家靠水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进贡得官，多次得到皇帝赏赐，最高时官至三品，与巨富沈万三、阮子兰一起被民间推崇为全国三大“活财神”，可谓盛极一时。1900年，慈禧、光绪銮驾由西安回京，途经巩县(现巩义市)，康家十七世传人康鸿猷以巨资建行宫、架浮桥、修御道，供奉铺张，极尽奢华，龙颜大悦，赞其家资百万，以为褒扬。至此，“康百万”名扬天下。康百万庄园也因此显赫一时，与四川的刘文彩庄园、山东的牟二黑庄园并称为全国三大地主庄园。岁月已逝，无可奈何花落去。昔日名闻天下、声震中原的康百万庄园，如今已只剩下偌大一片历史的陈迹。记者不禁想起山西近邻的乔家大院。虽然建筑规模、风格及历史跨度远不及康百万庄园，但今日的乔家大院却因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名噪一时，年旅游收入突破千万元。　　持续的经济增长总是以社会稳定为前提，而中国封建经济对政治有着天然的依附性，其表面繁荣的背后有着天生的脆弱性，注定它们只能是封建统治的寄生品，国家兴盛则商业昌隆，国运衰竭则商业衰败。“过去的一切都是被未来注定的”，这是刻在古巴比伦王国碎石上的一则偈语。就像爱新觉罗王朝的覆灭是被未来注定的，就像伊拉克战争是被未来注定的一样，当封建统治走到穷途末路时，先天的不足也注定了康百万家族的衰败。虽然康家曾因迎驾有功，得以钦赐御封，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面对社会动荡不安与战乱频仍，当年的康氏家族早已是江河日下，风光不再了。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康家第十八代传人康子昭自觉日薄西山、无力再挽回康家已逝的繁华，于绝望中抬起枪管，以自己生命的终结来宣告一代豫商巨贾家族的陨落。荣辱沉浮、沧海桑田，只留下门前冷落鞍马稀的青堂瓦舍，任后人评说。　　“往事越千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普遍观点认为，我们错过了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但经过漫长的凤凰涅盘式的震颤、反复，一场改变思想的经济革命再造了中国，“GDP增长是国脉所系”开始取代“钢铁与煤是国脉所系”的理论。新一轮的重商浪潮，给予我们更为广阔的舞台，也催发了“新豫商”概念的诞生。这是一个超越籍贯、血缘的广义概念：她包括当代所有河南商人，无论创业于今日河南本土，还是创业在省外、海外，或是今天在河南经商的非豫籍人士，他们都应当被视为“新豫商”的范畴。因为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都深深烙上了河南的印迹。20世纪80年代的个体户与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家，还有今天声势浩荡的全民商业化行动，都成为新豫商崛起的原始动力。新商业理念为他们拓展了社会空间，也重塑了他们的性格，他们显得更独立、更主动，他们迫不及待地走上舞台展示自己。对儒家思想(内在禁忌)的多年恪守，使他们在面对国际游戏规则(外在强制)时，显得更为自信、从容。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斌曾对着镜头说：“在中国所有搞足球的人中，我最佩服的是河南建业总裁胡葆森。”究其原因，很简单，张斌认为，别的人都是在玩足球，只有老胡正经地把它当成了一个产业。实行职业联赛10年来，全国近30家足球俱乐部无一例外地都更换过东家，惟有河南建业红旗不倒！沉稳、不浮不躁，凭着河南人对儒学尊崇而形成的独特的商业理念，胡葆森为新豫商赢得了尊重。　　新时代、新豫商、新形象。正如所有中国商人一样，新豫商正在迅速地提升自己，他们熟悉现代企业管理，能够熟练地使用互联网，甚至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商谈生意。例如，漯河的乡镇企业开始高薪聘用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而中牟的农民也成功地借助互联网把大蒜卖到了国外。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新豫商也在坚持着自己的特色：在接纳并应用杰克·韦尔奇领导艺术的同时，他们还不忘在自己的书架上摆上《孙子兵法》，甚至《大学》、《中庸》。这不禁让记者想起了两年前在深圳一家日资企业工作时，一位台湾籍同事所发的感慨：“可悲的是，日本人正用咱们先祖传下的经典思想，比如《孙子兵法》，来抢占
中国市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新豫商正在我们的感慨声中重新捧起了曾经被遗忘的经典。　　不得不提起那场有关“河南人形象”的讨论，那场借助网络迅速影响全国的讨论。作为河南人中的一员，记者无意生硬地辩解，更不愿因此而避讳。当“二七商圈”的亚细亚落下喧嚣，当“郑百文”折戟股市，当“红高粱”走向没落，我们曾经迷惘；当“河南货”被某些人视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当一些企业打出“河南人免谈”的招聘通告，我们才不无痛惜地发现：确有那些极少数的害群之马，已经背离了河南先祖传下的诚信、敦厚的品德轨道。除了发出“河南人惹谁了？”的呐喊，我们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真的勇士敢于正视现实。我们有信心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正如曾肆虐叫嚣的非典的逝去。传媒披露：“红高粱”昔日的掌门人乔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图东山再起。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种打不倒的超越精神让我们敬佩。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因为我们看到：在郑州，在河南各地，在全国，新豫商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成长，他们秉承先祖恪守诚信的风尚，尊重既定的游戏规则，凭着一种对财富执著的渴望，创造了一个个生机勃勃的企业。这种创业精神无疑让人感动。　　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曾经说过：“有两个公认的最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中华民族。”由此，中国商人应该有充分的自信走向世界，而有“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称号的河南人，更没有理由退缩，他们一样可以当仁不让地走上前台，就像某著名运动品牌的广告词倡导的那样：“ Just do it ！”　　三千年的岁月就这样逝者如斯夫，古迹、残墙，还有那一串串似曾相识的鲜活的面容，都连同那浩如烟海、满载智慧的经典史册一起定格在我们永恒的记忆中。值此，记者斗胆撷取历史长河中的片断，来散忆逝去的日子，短短千字之文，不能尽述。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三千年的轮回已换来洋溢激情、充满商机的全新的时代。我们相信，新豫商将沿着前人未尽的道路继续奋然前行。所有的新豫商们今天的努力，都将成为明天的历史，也必将在明天得到应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