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兰德梦

对于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的创办者曹思源来说，他现在依然希望成就“中国的兰德”。　　文 本刊记者 韦红萍　　说起民营智库，曹思源是不可以绕过去的一个人。　　他是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创始人，国内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因为他后来成立了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从红墙内的新星学者到民间思想的拓荒者，其间的曲折甘苦如今都被这位年届60却依旧激情饱满的老学者一付笑谈中：“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一直以来做的都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劝君”又“劝民”　　1988年，曹思源下海了，接过了北京四通公司给他递过的橄榄枝。　　那时几乎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为他感到惋惜。因为当时他耗费了8年时间以个人名义力推的《破产法》终于获得通过，“曹破产”的美誉一时响彻大江南北。以他当时获得的影响和年龄来说，体制内的工作前途非常光明。　　其时四通的要求是给他们公司搞宣传，将他们公司的很多经验提升到理论水平，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战略上的指引。但是曹思源明确地跟他们提出了条件：“我说我要来的话就不能够直接为你们公司服务，我只能间接为你们公司服务。我要研究政治经济的改革，推动政治经济的改革，从而优化所有企业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四通的环境也得以优化。”所以，他要么不去，要么就是办一个研究所，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　　“我这也是四通啊！”曹思源笑着说。最终，四通答应了曹思源的条件。他开始了自己的理想之路。　　“打个比喻，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时候，我的任务是‘劝君’，下海创办民营智库则是‘劝民’，劝民的同时君就会看到。”曹思源认为，这也是民营智库之于国家决策的重要性，其独立性可以将更广泛的民意纳入到国家决策过程中。　　“双胆”之人　　民间有更广阔和自由的空间让他去实现他的建言献策理想，只不过这条路走起来，却是异常的艰辛。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两年之后，四通那边出现困难不愿意再投钱了。怎么办？只能自己继续办下去。于是，曹思源注册成立了“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通过给企业提供兼并破产咨询业务来挣钱。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一套人马，两个班子，用咨询挣的钱来继续自己的政策研究理想。　　民营智库异于官方智库在于它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首先得有独立性的财源作为保障。作为一个非营利的研究机构，国外的民营智库多有各种企业资金、基金会的捐助。但是，国内民营智库的先行者思源除了早期四通有过赞助外，以后再无其他资金的捐助。　　“那些企业家们可以请你吃一千元、两千元的饭，但是要给你的研究掏五百都很难。”　　与此同时，体制改革是一个布满雷区的研究领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触动雷区引发的各种争议、批判甚至是指责对曹思源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对此，曹思源以他一贯的乐观应对：“当家才知柴米贵，生存不容易，夹缝中生存更不容易。”对于那些批评与批判，曹思源更是认为那是另外一种传播方式，从另一个方面帮助传播了自己的思想。　　胆子比较大，曹思源开玩笑说，这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多了一个胆的缘故。当年在红墙内工作时，中央组织知识分子去体检，有问题的要复检，他反反复复查了好几回，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最后，经过体检专家会诊才得出结论，原来他有双胆囊。两个胆子重叠在一起，以致超声波通过时出现了异常。　　第一个项目　　曹思源下海后的第一个项目来自深圳市政府。在他还没有下海之前，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就找过曹思源，大意是希望宣告5个企业破产，想让曹思源做方案，策划一下。　　到了四通以后，曹思源试探着打电话过去，说明已经下海，是否还需要咨询——现在是商业机构，要收费。深圳那边也很爽快地声称没问题。曹思源很高兴，马上带了一个助手到深圳，连夜看资料，召开座谈会。曹思源跟当时的市长提起咨询费的事。市长说，这是应该给钱的。双方签下了一个5万元的咨询协议。一个星期后，曹思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深圳不要宣告5家同时破产，5家的影响太大，应该先宣告一家，再慢慢推开，并把整个法律程序的执行步骤详细列在后面。　　事情办完，曹思源也快要走了，再问起咨询费的事，那边却说：“会计不在，出差了。”曹思源一看收钱无望，赌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带回去的路费，你不给钱我不走。”深圳市体改委不得不给曹思源一行买了两张飞机票回北京。　　到了1991年，曹思源再到深圳去，拿着协议专门去讨债。深圳那边继续推脱，好不容易最后追到债了，却是办公室主任给的，按照曹思源的说法是“相当于他个人对我的同情或者支持”，最好只好收下5000块钱离开了深圳。　　“中国兰德”梦　　1988年，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后没多久，曹思源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去美国访问。其间，他走访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当时他的理想就是要将自己的智库办成中国的兰德。　　二十年后的今天，四通研究所早已不在，他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是几经辗转，从最早的中央民族大学南墙外的一个院子到玉泉路，再到月坛北街，最后在北二环的一个商住两用的小区里正式安家落户。北京思源社会科学中心在2005年注销后就没再重新设立，而是依托于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来开展研究。　　即便如此沉浮变迁，问起他的职业理想时，这位年过花甲老人的回答一如二十年前那般：“成为中国式兰德。”岁月的沧桑变迁依然抹不去他的激情，曹思源依然感慨还是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当年我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很多的统计数据都是保密的，不对外的。但是我下海了以后，中国统计年鉴等等在书店就能买到。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很多信息都不用去图书馆，网上就能找到。做研究时，信息的获取和得到都不成问题。发表的那些思想虽然给我招致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你想想，要是时间往前推个十几年，我连说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承受一些压力又算什么呢？”曹思源对此似乎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