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美式超级慈善”意味着什么

作者 丁刚　　导语：我们自然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多一些慈善精神，但眼下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如何构建好我们自己的分配制度。　　现在该是让巴菲特、盖茨这些亿万富翁走出慈善光环的时候了。他们在劝说了美国的亿万富翁同伴捐出大笔财富之后，又来到中国，要向中国的新生代富豪宣扬他们的慈善价值观。这几天，中国一些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似乎已把“巴盖组合”捧上了天，看来中国的公平社会的构建就要寄希望于中国的富豪们会像他们的美国榜样那样，拿出更多的钱来捐赠了。　　像巴菲特、盖茨那样捐赠，这的确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但要向美国亿万富豪的两位“杰出代表”学习，恐怕先得问一问，能不能像他们那样富起来。没有本钱，何来捐赠？实际上，选择巴菲特、盖茨式的慈善，也就等于是要选择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式。　　其实，有关超级富豪们的慈善在欧美早有争论，讨论的话题并不是他们应当捐多少，是全裸捐还是半裸捐，而是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有钱？　　当然，这不是在怀疑这些人的财富积累来路不明，而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此积累，在一种怎样的社会分配机制中才有可能成功呢？为什么大批像巴菲特、盖茨一样的超级富豪会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　　难道真的就是美国的超级富豪要比欧洲或者别国的富豪更聪明，更能抓住机会，更勇于和更善于奋斗吗？这些是原因，但恐怕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有一个能够激励并容忍超级富豪的体制。是这个体制，给了他们成长壮大的土壤和养分。　　一个能产生如此大量超级富豪的社会，又必定是一个贫富差距相对比较大的社会，而且也是更能够承受这种差距的社会。　　在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分配模式中，相对来说，美国是最不公平的，也是最能承受不公平的。原因自然有很多。比如，美国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移民国家，通常移民更能承受贫富差距；又如，美国社会更强调机会的均等，并且能够提供相对比较均等的机会，美国人相信每个人，包括穷人都应当通过自己的奋斗去取得成功，等等。　　原因还可以列出不少，但结果无疑是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大的。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用于表示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的基尼指数在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美国的指数超过了0.4，为发达国家之最；而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瑞典只有0.25，日本甚至更低。　　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慈善事业是伴随着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出现的，它是对资本的贪婪、剥削而造成的社会不公的一种校正。但是，对比美国与大多欧洲福利国家的慈善，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慈善是美国社会维系平衡的重要支柱，而在像瑞典、挪威、荷兰、德国这些国家，慈善仅仅是社会保障的补充，社会保障才是社会平衡的重要支柱。　　我们现在突出强调的公平，主要是指公平的分配，也就是第二次分配，这就好比要去分一块大蛋糕。蛋糕从何而来？只能从税收而来。所以就有了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与收入发展水平、财富积累水平相吻合的税收来进行调节，把有钱人的钱通过税收收上来，用于社会保障。另一种则是鼓励一部分人“冒尖”，而后再通过价值观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健全合理的慈善制度，让他们把更多的钱捐出来。一个社会可以两者兼而有之，但不可能没有侧重点。侧重于前者的大体上是走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侧重于后者的就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式。　　两种方式当然各有利弊，采用哪种方式是由各国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构成决定的。中国可以从不同的模式中学到不少经验，但中国走什么路也只有根据自身的社会情况来选择。这是我们在欢迎巴菲特、盖茨等超级富豪来华游说时必须清醒认识的问题。　　我们自然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多一些慈善精神，但眼下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如何构建好我们自己的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