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外媒体frogdesign报道的一篇关于中国创业潮的文章。
上海的一个早上，Kevin Cang没有空欣赏这明媚的秋日。这个27岁的生意人和大部分人生一样，裹挟在早高峰潮水一般的人流中。
他很快的迈入这座城市最为拥挤的一号线地铁站，穿过站台上争抢免费地铁报的人群，抽出手机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列车慢慢的开动了， 他用My Life Organized这个程序来整理自己一天的行程，这款小巧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他完成所有私人助理的任务。车厢里，人们或看报纸，或玩PSP，或呆若木鸡地盯着广告屏幕，与之不同，Cang凝视着自己的任务清单，眉头微皱，他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里要联系七位顾客并完成一项交易。
人满为患的车厢里鸦默雀静。到站，他揣回手机，踏出列车，又融回大上海嘈杂喧闹的市井阡陌。
Cang四年前毕业于一所中国顶尖大学，曾在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供职三个月，一纸辞呈后，他和几个同龄人搭档创办了Looker，一个职业培训和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
在过去的三年里，他经历颇丰：曾接到过天使投资者(用自己的资金投资一家初创公司的富人)的投资，曾与随后退出的搭档争得面红耳赤，也曾改善自己产品的规格，更曾大鱼吃小鱼兼并重组。他与被兼并公司的创办者今日已是合作伙伴，二人是这家年收入100万人民币的公司中仅有的全职员工。
Cang不是孤军奋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上，太多年轻有为的人在看到那些大型跨国公司大幅度瘦身后，纷纷意识到过去的铁饭碗早已不复存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让这一现实变得更加残酷。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问道：“为什么我们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为的却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工作?既然我们只能背水一战，那为什么不用宝贵而有限的青春去做一些掌控之内的事情，去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终身受益的天空?”好想法!最终，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创业的时机到了。
为了缓解蔓延全国的就业压力，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为每年毕业的约600万高校毕业生提供越来越多的创业机会。2005年，上海市政府建立了一个由当地大学生发起的特殊基金会，四年后也就是2009年初，中央政府发布了一项优惠政策：允许高校毕业生可以零首付注册成立一个公司;而所需注册款项可以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清。激动地年轻人欢呼雀跃，跃跃欲试，试图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去年，杭州共有1075位大学毕业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包括81家零首付注册公司，第一代草根企业家开始了他们追求成功的征程。
资金游戏
中国一些创业者更乐意利用自己的投资资本去打理生意。“这是一个资金的游戏，”Cang解释道，“投资人手握资金，但现实生意由我们创业者来把关拍板，如果合作默契，生意自然蒸蒸日上，反之，矛盾就会一触即发不可收拾。”
公司创立之后，Cang曾和一些早期的投资人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这些教训让他下决心最终买回了公司所有股份。“我们已经过了保本点，过去两年我所建立的经营模式足够确保我们健康平稳的资金流动，这个时候我不需要也不想要某个投资者了。”
除了大学毕业生，另一个群体也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富二代”，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非富则贵。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通常使其较少考虑去物色投资者或权衡利弊，更多是随性而为。
钱显然不是创业者必不可少的唯一因素。顾客、搭档和人脉都可以把一个企业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并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大多数人们依靠人脉去找寻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创业者表示要等到自己而立不惑之年时再去自立门户，因为这时他已经积攒了足够的人脉和经验。相较之下，年轻人更喜欢以身犯险。
除了人脉，创业者也需要曝光率。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吸引决策者和广大受众的一大法宝。受美国真人秀节目《学徒》的启发，中国许多电视台也为企业家提供了各式各样展示自己的舞台。首当其冲的就是上海东方卫视创办的栏目《创智赢家》，十几位参赛者必须通过层层关卡，赢得轮轮商业挑战，才能最终有一位赢得百万大奖。尽管有人批评该节目不够真实，但之后不久类似节目如雨后春笋繁荣起来。
年轻的企业家开始迫不及待地利用这些节目来向公众传达自己的理念。例如，中央电视台创办的节目《赢在中国》在企业和观众当中获得很大反响，因为每一位参赛者都能亲身聆听商业领袖的建议并可以在这些重量级的裁判面前展示自己的项目计划，这些裁判中包括全球最大的B2B门户网站阿里巴巴和淘宝的CEO马云。
与此同时，李开复，这个曾把“Google”这个晦涩的英文单词转化成“谷歌”这一国人熟知品牌的技术老手，于2009年9月意外宣布离开谷歌中国并创办自己的公司“创新工场”。据官网所示，这家公司是一个“全方位的创业平台，旨在培育创新人才和新一代高科技企业”，而非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然而，创新工场背后有一群精英投资者提供的1亿美元投资，其中包括联想控股和Youtube的共同创始人陈士骏。李博士的决定和时机燎燃了中国大地上的创业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