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12小时之内，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从一个“受害消费者”变成了“恩将仇报者”。
他网上自述在杭州打车“被宰”，却因副市长向其道歉，遭遇了网民的批判声浪。事件发酵十天后，他首次接受专访，直面此事的网络声浪。
“事件虽小，但我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 ”杨锦麟对记者说。
“在普遍仇官情绪下，我没什么可炫耀的”
11月16日上午10点33分，杨锦麟连发5条微博，自述在杭州萧山机场“打的被宰”。
“杭州萧山机场出租车管理无序，价格昂贵，刚刚问了一辆自称特殊价码的出租车，司机问了目的地，开价350元，好家伙，这应该是全世界最贵的出租车价码。 ”随后，他不得不选择了一辆要价200元的出租车。 “可见，此类现象已经在杭州萧山蔚然成风久矣。 ”
此事迅速发酵，引发媒体关注。大多数网民一面倒地同情支持杨锦麟，指责“宰客”司机。
但当晚，原本是“受害者”的杨锦麟突然成为众矢之的。起因是，他接到了杭州市张副市长的电话，“他向我今天的遭遇表示道歉，也希望借此机会认真整顿运管问题”。
虽然杨锦麟表示，对副市长致电“真有点不知所措”，但众多网民立即倒戈，批判他是“特权者”，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骂其“狗仗人势”、“不是东西”。
“这是典型的特权思想在作祟，若是一个普通人，被黑车宰了也就自认倒霉。可是杨锦麟没有，因为他是 “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记者注），是名人。他觉得自己就该与众不同，他的权本位思想昭然若揭。 ”网民“后宫嘉利”批判说。
中山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张志安认为，这一舆情现象的形成，主要源于网络普遍的仇官情绪。 “虽然这中间有杭州媒体的介入、信息的误传，但最关键的因素是网民结构性的仇官情绪。任何事件中，只要有权力沾一点边，就会引起人们对特权的质疑。 ”
据报道，杨锦麟发微博的当天，杭州市委书记就给运管部门下了批示，“要求尽快处理、及时反馈”。
“杨锦麟根本没通过管理处投诉，副市长打什么电话，调什么查？一切按程序来就完全没问题，大家反感的是特权。 ”浙江电台主持人鲁瑾在微博上说。
但杭州市运管部门坚称，并非给予杨锦麟“特别待遇”。虽然杨本人没有投诉，“投诉案件的来源有很多种，既可以来源于乘客本身，也可以是媒体反映情况。 ”
对于“炫耀特权”的骂声，杨锦麟对记者回应说：“在普遍的仇官情绪之下，这件事对我来说没什么可炫耀的。 ”
“杨锦麟只是事件中的一个社会符号”
“我遭遇的事虽小，但中国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官民对抗、群体性聚集事件，大体都是由人们下意识的仇官心态诱发的。”杨锦麟说。
他关注到，近年来我国政府官方和民间存在两个话语体系。 “政府的公信力持续受到民间社会的质疑，众多网民对以权谋私、走人情、靠关系有恶感和排斥，甚至对官员整体形象都有下意识的抵触。”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绝非所有政府官员都一无是处，如果是这样，社会早就不能正常运行了。但民间批判质疑的声浪一直不小，这一社会学现象值得关注。”杨锦麟说。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解志勇一语中的： “主要责任还是在政府。如果市长对每一个受害者都是这样道歉，估计就不会这样。”
“作为名人的杨锦麟，只是事件中的社会符号。实际上，网民的批评是政府本身执法不连贯、不经常造成的后果。”解志勇说。
他举例，与 “杨锦麟发微博、副市长亲自道歉”类似的事件，包括一名日本人在武汉丢了自行车，全城警察出动帮助寻找的事情。
“这些事件集中说明，我国真正的依法行政还没有完全形成。行政机关执法有选择性，注意力只集中在引发社会热点、影响大的人物或事件，这体现了浓厚的人治特色。”
解志勇指出，长远来看，行政机关的选择性执法倾向和习惯，非常不利于常态法治社会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现在，事件的社会影响大不大，成了执法的判断符号。这是行政机关对法治社会的破坏。”
“这就导致，老百姓有了问题，"不找法院找媒体"。很多人宁愿不去走法定的途径解决，而想方设法搞成轰动的热点事件，靠赚眼球获得问题的解决。这背离了法治社会的精神，对公民素质的养成也是不利的。”
“网络社会公民素质，需要理性化培育”
在副市长道歉后，杨锦麟又透露了一个细节：下车时，司机从后头追了上来，将他遗落在车里的手机交还给他。 “人都可能是多重性多样性的，司机循不受制度约束的游戏规则行事，固然可恶，但他也有良善的一面！瑕不掩瑜，留条活路吧！”
这也引发了众多网民对其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的骂声。
网民 “无涯行者 1984”说：“你伤害了一个归还你手机的好人，有可能他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这就是现实版的农夫和蛇，必须见一次鄙视一次。”
“但道德和法律是两回事，不应把两件事混淆。”杨锦麟对记者说， “我对司机送还手机是感谢的。但谁都不能因为道德多高尚，就可以违法不受处罚。”
“黑车违法，依照法规，该受多少罚就是多少，谁都没有任何权利干预司法过程。但我有权利表达，呼吁合法合规处理。”杨锦麟说。
11月23日，杭州市运管部门公布，根据 《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30条第4项之规定，违规议价搭载杨锦麟的司机杨文涛“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受到罚款1000元并处暂扣服务资格证15天的行政处罚；并被责令退还多收的94元车费。
同时，杨文涛拾金不昧，主动归还乘客遗忘的手机，依照出租汽车驾驶员IC卡记分考核办法，予以了加分奖励。
学者认为，杨锦麟事件表明虽然 “网络微博时代”新媒体发达，公民意识还有待健全。
“法律素养是公民素质的一个方面，并非任何现象都能归结于社会转型期，但这一事件确实反映了公民的法制意识、规则意识缺乏。”解志勇说， “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老百姓还没有建立起法治社会、公民社会应有的心理状态。”
杨锦麟也表达了对微博群体的隐忧。 “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基本的心理还不是太健康，真假、善恶的标准都渐趋于模糊。网络社会成为民间不同情绪的宣泄口，这是社会常态。微博的暴力化倾向，不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他个人也表示以此为鉴。 “在这个自媒体盛行的时代，无论是不是意见领袖，每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话语平台拥有的影响力，包括我自己在内。”
解志勇说，公民素质不健全，也是政府不注意引导民众法治认识的结果。 “在法治的环境下，政府是有权必有责的。”
他认为，行政机关应该在两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行政机关对自身，需要贯彻依法行政的法治精神；对老百姓，也要培育现代公民精神。”
“网络社会的公民素质，需要理性化的培育。在培育期没有完成之前，像我这样的个案还会层出不穷。”杨锦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