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贾樟柯：在面对世界时保持自我

时代周报：从《东》开始，就有人发出疑问：为什么贾樟柯要拍这样的片子？是帮刘小东卖画吗？到了《无用》、《24城记》，你进一步与品牌、商业结合，《海上传奇》又跟世博会有关系，人们会问：贾樟柯跟资本结合之后，又要和官方的话语结合了吗？你所说的独立精神如何保持？　　贾樟柯：我觉得准确来说，应该是与资本、官方的接触，并不是结合。交锋也意味着接触，如果你没有接触，形不成交锋。作为一个身处复杂现实的导演，应该有能力去处理复杂，如果你没有更多的耐心跟智慧，你去与现实接触时，可能只会变成一个立场的化身，而不会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比如《24城记》，一听到这个电影的名字、知道24城是个楼盘，就以为我是在拍楼盘广告，其实它像一个寓言，非常准确地把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变迁给人的影响呈现清楚。力量就在于多少年后它是一个例证，一个证言，留下来的不单是一部作品。我非常强调最近我这些作品的文献性。不能因为懦弱而不敢去进行文献性的工作。所以这些误解都不可怕。　　而且我觉得，不应该边缘化。我也接受了亚运会创意小组的工作。比如我们在公共事务里面，奥运会的举办争论很大，特别是对开幕式、闭幕式所呈现的文化心态、心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那中国又要举办一个大型的运动会，他们说贾樟柯你可不可以作为创意小组的成员来参与，我当然要参与，因为我可以把我的
意见、观点陈述出来。如果我没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创意核心，我可以通过采访来陈述，可以用博客来表达，总之我是可以表达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坐在那，在核心团队里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为什么不去呢？既然有这样的契机，我不应该为了一个自我的包装，放弃参与到公共事务里面发挥你作用的机会。我觉得它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强大的自己，因为我相信我在这个过程里不会被它吞噬。　　时代周报：但不可否认在与资本和权力接触的过程里一定会有诱惑。当你在拍《小山回家》、《小武》、《站台》直到《三峡好人》的时候，大部分支持你的媒体会把你阐述成一个为底层代言的形象，包括你自己的很多文章也被看成批判性很强，但是在最近这些年，你更多地强调我们不应该简单片面地去理解资本、不该简单片面地对待官方和权力、不要把立场当成一个秀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想法变宽容、变复杂了吗？　　贾樟柯：我觉得也跟个人的能力有关。我相信它是一种能力。在这个过程里当然有人就随波逐流了，有人还会坚持独立，我希望我是后者。但是我不希望自己是个懦弱者。简单地持有一个立场是最容易的，它不需要任何智慧含量，不需要你的判断、理解、你对社会对人充分的思考，你只要表态就可以了，就好像只要举手就可以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判断能力、操作能力，有更强大的自己能够在面对世界时保持自我……我相信对一个导演来说，最后最好的证明是电影，当这个阶段逐渐展开，一部一部作品最后呈现的时候，你有没有变、做没做到真正的独立，最终是交给电影说话。　　时代周报：跟《小武》、《站台》、《任逍遥》阶段的自己相比，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任逍遥》拍完时你曾写过一段博文，说有很强烈的阶段感，“人生观、电影方法都要重新检讨”。　　贾樟柯：那个时候说实话我不是太关心公共事务，我所有的表达是来自直接的情感表达，直接的无意识的表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电影工作者。所谓“导演”，有更多非理性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一个电影工作者，可能小到对这个工业应该有个理性的、全面的态度，大到对整个文化态度如何呈现(应该有思考)。我觉得我在试图超越自己的弱点，包括“放弃简单的立场去做复杂的工作”也是一种成长。在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一定选择最简单的处事方法，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如果再采用简单的方法，就很坏。因为你已经有了别的意识，而你还维持一种简单的包装，那实际上是堕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