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科技集团已发生9宗员工跳楼事件，结果7死2伤

年轻的生命转瞬即逝，令人震惊并扼腕痛惜。悲剧为何一再重演?记者就此对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坠楼员工生前好友及企业的多位普通员工进行了采访。　　主观客观谁是主因记者：富士康有9名员工相继跳楼自杀备受舆论关注。作为这些员工的密切相关者，究竟如何看待悲剧的深层原因?刘坤：除最近一位坠楼员工警方还在调查外，前8位员工的加班记录和考勤记录良好，也没有发现向工会投诉和向“关爱中心”求援的记录。所以，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曾红领(第七位坠楼者卢新的工友)：我觉得企业不好可以走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卢新太要强，因为家里困难，父母借钱供他上学，他常说要赚钱回报父母，想法也很多，但是都不太现实，所以没有方向感，后来就说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我觉得他跳楼还是个人原因。程林(富士康员工)：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肖水源(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赴富士康对坠楼事件进行调研)：通过富士康的案例报告可以判断，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但目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难形成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　　“血汗工厂”和“围墙管理”记者：目前外界有不少人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工人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很大;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富士康厂区内的软硬件设施实际上很难满足数十万工人的社会需求。这两者和工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有何关系?刘坤：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点排队，那么多年轻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富士康确实难以承担员工“八小时”之外的功能。富士康希望员工能相互熟悉、相互了解，以宿舍为基本单元来扩展社区交往功能，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42万人的群体封闭在厂区，虽然企业每年举办大量的文体活动，但企业第一目标是生产，很难满足每个人的情感需求。沈清萍(富士康员工)：厂区里面什么都有，但工作很忙，工余的大多数时间就是睡觉和上网，走出厂区就比较乱，在外面汇款不安全，老听说有人被抢。附近可以玩的地方比较少，工休的时候要去市区玩，就很远，结果比上班还要累。刘开明(劳工保护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如果说“血汗工厂”，富士康相比其他的中国工厂，在劳工保护方面并不算差。但是，富士康工作时间长、日常工作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工作强度大，加上军事化和科层制的管理风格，容易把人异化为机器，员工内心生理、情感与外部的管理、工作冲突难以化解。富士康“围墙管理”模式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普遍。这种模式到现在已发展到顶峰，富士康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较大的县城，但许多社会职责却是企业无法承担的。　　延伸阅读：　　富士康事件促学者联名呼吁 发展不能牺牲尊严　　“富士康‘九连跳’绝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经济压力问题，而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18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天凌晨，卢晖临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紧急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　　已具备转变发展模式条件“我们都是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富士康‘八连跳’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做些调查，去深圳、去富士康调研。”卢晖临告诉记者，但“九连跳”之后，他们觉得必须立刻发出声音，呼吁各界看清“九连跳”背后的深刻根源。卢晖临说，学者们仅用了两天的时间，通过邮件相互沟通、完善，最终完成了联名信。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每个人都做了认真的修改。”“以往都是在做学术性的研究，而借助富士康‘九连跳’这件事，有助于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通过媒体传达给公众。”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任焰说。联名信中指出，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联名信中写道。联名信认为，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地方政府需提供政策保障联名信中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联名信认为，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卢晖临说，“九连跳”一个共性的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遇到了十分迷茫的前途问题，“前面看不到目标，脚下的路又不知怎么走”。他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已经无法接受再回到农村的“制度设计”。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遇到了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联名信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学者们同时建议，作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在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方面，拿出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继上世纪80年代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之后，再次争当新世纪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垂范者。最后，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也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们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