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力促本土评级机构发展

新华网北京6月9日电 (记者 蒋旭峰 徐兴堂)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依然在延续，业内人士认为，对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本轮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深刻反思。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中国需居安思危，壮大本土评级机构，但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一夕之功。　　自2009年底开始，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多次下调希腊等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4月27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下调至垃圾级。5月28日，惠誉调降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遭受一系列评级降调的利空侵袭，近期国际期货、外汇和股市等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欧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在4日跌破1.2美元关口，创4年来新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本周在新华社一期视频访谈节目中表示，三大评级机构在当代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强势地位，因为它们对金融资产拥有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定价权。　　向松祚认为，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资产定价权方面处于垄断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个人投资者、甚至是机构投资者都只能被动地接受评级机构给出的价格。“这也是为什么《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形象地指出，当今社会有两大超级权力机构，那就是美国和穆迪。”他说。　　专家称，由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主导的信用评级体系存在较大的缺陷。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告诉记者，信用评级是西方金融市场体系的一部分，西方金融市场在监管、激励等诸多方面都有缺陷，信用评级体系也一样存在着缺陷。　　向松祚指出，三大评级机构作为盈利性组织，评级结果并非完全客观、准确。“评级机构使用的模型依赖于一定的假定、系数和其他参数。这些参数有可能是主观的，不排除一些评级机构在进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和公司信用评级时带有偏见。”他说。　　“这种绝对化地以A、B、C等级划分来进行评级的方式存在着缺陷，它具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如果三大评级机构把欧洲所有国家信用评级都降低了，那么投资者将会不知所措了。”肖耿说。　　向松祚认为，美资的穆迪、标准普尔以及在纽约、伦敦都设有总部的惠誉近年来下调了多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但是对于金融危机发源地美国和负债比重很高的英国却没有下调评级，从中不难看出其立场。　　业内人士表示，鉴于评级机构在资本市场上作用重要，中国缺乏国际评级话语权，因而在国际资本市场定价权上也处于劣势。例如，早在2003年，当中国13家商业银行谋求海外上市之际，其信用级别均被评为垃圾级。为此，必须要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来认识信用评级的重要性，积极培育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　　据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占据了
中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中国虽然本土评级机构数目众多，但是规模偏小、经验较少、行业监管比较薄弱，而且中诚信等多家大型评级机构都有穆迪等外资评级机构参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告诉记者，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掌握着国际资本市场上的重要话语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信用评级对一国的金融稳定和核心利益的保证作用正日益凸显。　　专家也坦言，中国新兴的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和有百年历史的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向松祚指出，和三大评级机构相比，无论是在从业经验还是国际知名度上，中国本土的评级机构都处在发展初期，中国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美国也有较大的差距。　　“政府对于金融市场和评级行业的发展应有长期、全面的规划，评级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金融市场成熟健全的大环境。不过，中国的评级机构也有权对外国公司的信用和国家主权信用进行评级。”他说。　　肖耿表示，中国一方面可以同国际知名评级机构合作，学习其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在遭遇不公正评级结果时，可以通过合理的途径来表达正当诉求。世界各国可以利用G20会议等平台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应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探索有效的监管模式，减少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依赖。　　“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发展壮大本土评级机构的任务迫在眉睫，当然实现这一目标也离不开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大环境，我们需要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会计等配套体系。”肖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