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不戴口罩、手套与
艾滋病犯做游戏
八分监区专门改造教育艾滋病犯，成功处置突发事件数十起，为消隔阂
大 墙 探 访
时间：11月30日
地点：北京市金钟监狱
人物：刘勇
职务：金钟监狱八分监区指导员
职责：专门管理教育改造艾滋病罪犯
刘勇今年36岁。2008年，金钟监狱组建专门关押艾滋病罪犯的八分监区后，刘勇成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开始专门管理教育改造艾滋病罪犯。八分监区组建4年来，刘勇和他的同事们累计管理改造艾滋病犯30余名，成功处置罪犯自伤、自残、自杀等突发事件数十起；他们管理的艾滋病犯中有10人已按期释放，至今，无一例重新犯罪或传播艾滋病毒事件发生。
“我们不是担心自己被传染!”刘勇说，改造患有艾滋病的罪犯,难在他们易轻生。
管好艾滋病犯，
干警们给自己“约法三章”
清河分局位于天津市宁河县境内，距离北京170多公里，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一块“飞地”。分局下属的金钟监狱是全局唯一一所专门关押传染病犯的监狱，而刘勇所在的分监区又是全局唯一一个专门关押艾滋病罪犯的分监区。
艾滋病被称为“世纪绝症”，人们谈“艾”色变，对艾滋病人唯恐避之不及。得了艾滋病的人一般都会非常消沉绝望，而对于失去自由的艾滋病罪犯来说，更是极度悲观偏激，甚至仇视社会，以至于经常行为失控。在远离北京、远离亲人的地方，整日与这样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并随时有被传染的可能，没人会愿意干这个。但刘勇作为分监区第一任指导员，带领几名管教民警，不仅坚持了下来，并且干得很好。
为了管好艾滋病犯这个特殊群体，刘勇给自己“约法三章”：第一，不嫌弃他们，因为歧视和偏见只会增强双方的心理隔阂，加剧他们的自暴自弃；第二，不抛弃他们，尽可能从生活上给予他们关心和照顾；第三，不放弃他们，即使病得再重、刑期再长、反改造意识再强，也要尽全力管理和教育。
病犯尿流干警手上
被医生要求体检虚惊一场
一艾滋病犯突然出现高烧、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CD4指标降到84，随时有生命危险。刘勇与一名警官戴上口罩和手套，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检查中，需要接小便，但病犯已经无法站稳，刘勇拿起了尿杯就帮他接尿，尿液一半流进杯里，一半流到刘勇手上。三天后该犯被确诊为肺孢子虫肺炎，属艾滋病并发症的一种，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医生要求接触过的民警必须体检。
还算幸运，刘勇和那位警官都没有被传染。但这件事却给刘勇很大的触动，他突然感到，在管理改造艾滋病罪犯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提高民警对艾滋病的认识和防护能力，科学地保护民警健康，是极端重要的。于是，他利用休息时间上网、去图书馆、找专家学者，学习请教艾滋病及其并发症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防护知识，并及时向民警们普及，使大家学会通过科学防范，既有效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也避免让罪犯产生受歧视心理。
医治无效病犯死亡
干警要面对家属百般刁难
分监区有的罪犯最终也会因病“走”不出监狱。每当出现艾滋病犯医治无效死亡的时候，家属往往不理解。为此，监狱对每一名病犯的治疗过程，都全程录像，何时治疗吃药，每次救治，病危抢救，最终通知家属……全都记录。但刘勇和同事们仍然要面对家属的百般刁难。
某艾滋病犯医治无效死亡，监狱医院下发了该艾滋病犯的死亡通知书。按照监狱安排，刘勇负责善后处理事宜。通知发出第二天一早，多名病犯家属齐聚监狱，大哭大闹，要求监狱必须给予巨额赔偿，否则不在火化书上签字。
连续三天，刘勇苦口婆心，一遍遍地解释，并将该犯整个的救治过程展示给家属。实在无可挑剔了，家属勉强同意火化，但却一下子买来6套12件衣服，要求警官给冻了三天的尸体穿。负责整容的师傅一个人无法操作，死者家属怕染上病毒，拒绝搭手。刘勇二话不说就拿起衣服去给死者穿。时值8月，一股股难闻的气味不断袭来，熏得刘勇抑制不住呕吐。但吐完了，他又帮着穿，接着再吐，吐完再穿！就这样足足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衣服才穿戴整齐。最后，站在旁边目击全程的家属，过意不去了，主动上前对刘勇说，“后面的事就按程序办吧”。
干警经常遭威胁
用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恐吓
一艾滋病犯，已处于艾滋病发病期，服药多时。家属便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请，要求将该犯保外就医。监狱依照规定，启动了保外审核程序。有关部门依程序对该犯保外就医进行“社调（社会调查）”，各部门各环节一致反对。保外就医一事只得放弃。不能保外就医，病犯的治疗管理教育改造，只能由监狱来执行。
艾滋病罪犯们对管教民警有很强的敌视和抵触情绪，总想给民警来个“下马威”，有罪犯威胁说：“你们别整天没事似的管这管那，小心被我们传上艾滋病！”更有罪犯故意撞膝盖、撞破头等自伤自残，用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来恐吓管教民警。
为了暗示他们民警并不怕他们拿病说事儿，也为了表示管教民警对他们并没有歧视和偏见，刘勇想各种办法。他带着民警把罪犯组织到风场，告诉大家，管教民警要和大家共同做一个游戏“解手链”。做这个游戏的基本前提就是相互之间要手拉手。刘勇率先摘下手套，第一个走上前，一手拉起一名艾滋病罪犯，又点了几名罪犯，共同组成了一个小圆圈。刘勇拉着罪犯的手，一边讲解">游戏规则，一边做示范。其他管教民警见状也主动摘下手套，和其余的罪犯手拉手组成了圆圈。那次，刘勇和同事们与艾滋病犯在风场聊了很长时间，罪犯们主动转变封闭心态，第一次向民警敞开了心扉。
对话
刚开始很怕
现在好些了
记者：不戴手套做游戏，你担心吗？
刘勇：不担心。这样才能消除隔阂，促进帮教。
记者：这么多年管理艾滋病犯，你怕不怕？
刘勇：刚开始很怕，现在好些了。
记者：为什么现在好些了？
刘勇：艾滋病的传播是有特殊途径的，只要注意防护，多数是可以避免被传染的。
记者：你觉得管教艾滋病犯最大的难度在哪？
刘勇：对于身患艾滋病的罪犯来说，最大的心理症结就是对未来的生活缺乏信心。由于对未来生活缺乏希望、没有信心，他们才会破罐破摔，才会出去后又重新犯罪，甚至去恶意传播艾滋病毒。
记者：艾滋病犯都有什么样的类型？
刘勇：结合国际经验和我们实践中总结的规律，我们把艾滋病犯分为“思想偏激型”、“仇视社会型”、“道德回升型”和“盲目从众型”，并针对罪犯不同犯罪原因和心理特点，总结出了管理改造艾滋病罪犯“安全为本”、“攻心为上”、“沟通为要”、“细节为重”的四条原则，“分析引导”、“行为对照”、“正反激励”、“亲情感召”、“换位思考”和“冷淡处理”六种方法。
记者：你觉得，你们做的，真能把这些病犯改造好？
刘勇：也许我们做的微不足道，但我们可以用司法的温暖和力量，重新点燃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每增加一分他们的生活信心，就会减少一分他们重新犯罪的可能，降低一分他们恶意传播病毒的危险，社会也就会因此多一分安宁、多一分和谐。
文 /本报记者刘晓玲
摄影 /本报记者王晓溪
艾滋病犯在做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