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基金存退出单一等问题地方PE实验型发展

如果不是一位自称“退居二线”的老官员逆耳忠言，恐怕很多被光环笼罩着的中国PE(私募股权基金)精英们似乎还很难发觉自己行业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这种论坛我们自家人关起门来讨论没有多大作用。”近日，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协会筹备组组长、北京PE协会荣誉会长邵秉仁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论坛”上言辞激烈，“应该多请政府有关部门说了算的、有权的人来参加。”　　而在这背后的“导火索”，是有着“中国PE行业行为规范”之称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迟迟不出。　　《管理办法》草案近期上报国务院　　其实就在邵秉仁演讲的同时，台下就坐着一位“有权”的人——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在之后的讲话中，徐林表示：“国家发改委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的这个《管理办法》，已经形成了基本草案。目前我们希望在下一轮征求有关部门
意见的基础上，准备最近上报国务院。”　　“这个管理办法前后酝酿一年多了，总是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征求意见。”记者身旁一位来自香港的私募经理说出了他的感受，“其实邵秉仁先生很不容易，因为作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协会筹备组组长，经常会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邵秉仁的讲话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筹备一年多，现在还毫无进展，必须由政府来推动这件事。”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大陆市场活跃的股权投资基金有568支，总募集资金额3095亿美元。其中，外资基金占324支，募集总额2954亿美元，占总募集金额的95%以上，而本土的资金真正注入到股权投资里面的微乎其微。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资金非常充裕的经济发展体而言，这种现状意味着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道路还相当长远。”邵秉仁说，“能否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之下，尽快形成一个财政部、商务部、银监会、保监会等多部门共同管理的部门，尽快把监管框架确立起来？”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除国家发改委之外，其他部委对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犹豫”。“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商务部都有各自的想法。说白了，就是怎么控制风险，出了问题由谁负责”。一位分析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没别的办法，只能一遍遍地去沟通，从行业发展对中国经济的作用这个角度去说服相关部门。”鼎盛投资总裁吴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管理办法》迟迟没有出台，是因为国内基金募集的资金有很多是社保基金等公有或类公有的资金，这些资金涉及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问题，与股权投资基金的“私募”性质有一定冲突。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风险是监管部门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　　退出机制单一　　在邵秉仁看来，中国PE的发展不仅“卡”在部委之间出现的“扯皮问题”上，还有市场本身的“进出机制”不清不楚。他说，从投资情况看，2008年国内共有734家企业获得股权投资，总投资额仅162亿美元，还有大量的资金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进行投入。从退出的情况看，目前PE仍以证券市场退出为主，而资本市场的急剧振荡，会对股权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靠证券市场退出的机制，显然与PE的愿望有着很大的差距。　　“PE市场的退出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市场作为保证，在这点上，国内的退出机制一直不完善，但随着创业板的启动，或许可以缓解。”吴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其介绍，PE资本退出渠道通常有3种：第一，通过主板或创业板上市(IPO)，投资者通过股票的抛售退出；第二，通过转让给第三方企业退出，获得3倍以上的收益；第三，转让给企业内部的管理人，通常获得70%的收益。　　他坦言，对于PE资本来说，必须要鼓励多元化社会资本进入其领域，解决“进口”问题；还必须要完善资本市场，构建更畅捷的退出渠道，解决“出口”问题。　　本土PE能做什么？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邵秉仁除了兼任在投资界的职务外，现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上述分析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虽然邵秉仁自称已退居二线，但对相关问题的阐述却是最赤裸又最具关怀意识的，他反对PE的‘自我迷恋’，提倡对行业的发展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PE基金的管理人来讲，既要懂资本市场、更要懂产业。负责人可以不是复合人才，但管理层的主要成员应该在资本与产业方面经验互补。”邵秉仁表示，现在的情况是，许多加入PE行业的人都是奔着赚大钱来的，大部分从投行出来，有的甚至连投行也没做过，对于实体经济更一无所知。即使是市场火爆的时候，有头脑的投资人也不会盲目把钱交给他们管。　　邵秉仁认为，当前股权投资在国内的发展状态，最突出的是股权投资基金还正在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尽管现在很多机构都在热心于股权投资基金，但是目前股权投资的力量对经济的发展还不能产生有力的支撑。　　“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呼吁，急需发展PE这种投资形式？因为它对拉动经济、拉动就业非常有用。”邵秉仁说。　　北京大学PE研究中心何小峰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PE的确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表示，中国曾长期处在“没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连本金都向银行贷款，他们必将是短期行为。”　　邵秉仁认为，PE投资企业与企业自身参与二级市场投资相比，前者一般是中长期项目，投资期限通常为5到7年，这对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克服短期行为都有好的作用，还降低了把资金全部投入二级市场的风险。　　“PE投资也是一种产权交易，它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本身提高了实体经济水平和企业的经营、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则为二级市场储备更多的上市资源。”吴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PE从制度设计上，还能有效矫正现代企业制度在现阶段出现的问题。”熊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企业制度层面，是“股东弱化、内部人控制”使得企业只追求短期利益。　　吴桐称，目前的形势下，要通过PE投资引导国内企业创新，必须从三个方面扶持本土PE：鼓励社保、保险等长线资金投资本土PE；对PE和VC实施税收优惠；尽早推出创业板，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与PE投资、企业创新之间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金融模式。　　“在这个时候，必须搞清楚PE在中国的重要性。”吴桐说，只有这样，才能让决策者知道，无论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PE都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地方PE“试验”　　其实在一些地方，PE早已被寄予厚望。北京和天津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北京正在酝酿一只FOF基金(fund of funds，基金中的基金，是一种专门投资于其他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北京市金融局副局长谢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支FOF基金“大股东将会是有国资背景的企业，也会有位于北京的大型金融机构介入，一些大的企业也会参与其中”。在运作模式上，“将会引导按照FOF模式进行市场化操作”。据介绍，将为这支新成立的基金配备一套相应的管理机构，“进行独立运作”。　　除此之外，北京在为PE服务的平台上也将有所突破。熊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内部有一个专门的股权投资部门，不久后就会出现一个为PE发展服务的促进平台”。　　熊焰称，PE发展需要以权益可以流动作为前提。PE募集、投资、管理、退出实际上是一系列要素的聚合，资金和人作为要素投入到一个企业后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权益，这4个过程包含了一系列的产权形成和流动。“产权市场做的事情就是权益流动。”熊焰说。　　据悉，2008年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的有1万宗项目，成交5000宗。　　看到机会的，还有天津。2006年12月30日，中国首支在大陆境内注册以人民币募集资金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正式在天津挂牌成立。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天津滨海新区试点全国性柜台交易(OTC)。同年9月，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与天津市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非排他性基础上，为天津建立和发展全国性柜台交易(OTC)市场提供咨询服务。　　“现在有很多机构希望政府能够在政策上积极支持PE的发展，其实，政府也一样希望借力PE发展当地经济。”吴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