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炜：民间超大型资本财团无意进入电信业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 史炜本报告将民间资本界定在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中属于私人的股份、其他形式的所有私人资本。从这个范围看，我国的民间资本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分布散乱。从民间资本总量看，各种口径关于民间资本的统计差异很大，综合判断，我国目前民间资本的总量与GDP的总量基本相近，约在30万亿人民币左右。
但是，民间资本的存量结构和投资结构并非舆论界想象的
那么乐观。首先，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占据民间资本的大头，但面对进入垄断性行业的投资，即便以民间资本投资债券、投资基金的方式，募集居民存款，难度也很大。近几年，居民存款的使用结构已发生质的变化，居民存款的投资目标至少80%以上投入到购房、医疗保险和养老，还有一部分投入到股市和国债中，能够用于其它投资的货币性资产并不多，换一个角度讲，我国居民存款的可流动性差，可投资性更差。现阶段我国民间资本的主要行为特质在民间资本相对活跃的地区，比如温州，民间资本的融资渠道虽然较多、集资数量也能够达到千亿元以上的规模，但由于民间资本在融资中普遍采取的是法律不允许的地下钱庄、行会的方式，运作不规范，风险很大。在浙江、福建和陕西，资本的渠道也较为混杂，其中以洗钱、圈钱目的融资与再融资活动，屡禁不止。同时，民间资本的融资、集资协议也严重缺乏法律依据。近几年的现实情况表明，我国的民间资本市场发育还不够成熟，特别是在投资收益高的行业均被国有垄断性企业把持后，民间资本只能选择投机性行业作为主要投资渠道，对中长线、生产性投资关注少。拥有6000亿民间资金的温州市，据当地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60%的被调查企业
认为，自己10—30%的资金用于购买非厂房的不动产，原因是现在“实业不太好做”。电信行业内的民间资本，近几年的大规模投资也转向石油、铁路、桥梁、煤炭、房地产领域。我国著名的电信软件企业亿阳信通，在网络安全领域曾拥有中国移动90%的市场份额，中国电信、网通、联通30—60%的市场份额，但由于进一步发展电信基础服务和增值业务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公司只得将巨额资本投入到吉林省的石油开采和南京长江三桥的建设中。此外，华为也将数十亿资产变相投入到房产项目上，联想在房地产的投入更是力压中关村群雄。在
2009年5月，国务院公布《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后，钢铁、水泥、铁路、房地产等多个行业投资“最低资本金比例”均有所下调，客观上降低了民间资本的投资门槛和投资成本，使相当数量的民间资本进入上述行业。在我们调研中，不论是大型民营公司，还是中小民营企业，以及部分国内外投行，均对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领域持观望态度。因此，制定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业的鼓励政策，首先需要对现阶段民间资本的状态、投资取向和投资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判断。否则，不仅民间资本进不来，国家政策也被架在高抬上，进退两难。民间资本对进入基础电信业的态度从我们对多家民间资本机构和公司的调查结果看，民间资本对进入基础电信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民间超大型资本财团不想进入。通过对浙江、广东、山东、山西民间资本财团的调查，我们发现具有较大资本规模的民间资本，普遍认为传统电信业已无太高投资价值，电信新业务技术门坎抬高，风险大，
所以，宁愿选择煤炭、石油、运输、金融等领域作为投资目标，也不愿在电信业中做传统业务的接盘者，更不愿意给国有电信运营企业当“打工者”。第二，无资本实力的想进却进不来。在北京、上海和珠江三角洲，有相当一批从事IT、ISP和网络内容提供的企业积极要求进入基础电信业领域，但由于目前的开放政策仅限于基础建设投资与出租，以及一般性参股，导致这些中小型技术类公司基本
失去了进入条件和能力。第三，有新技术无资本的进来也无影响力。目前有一批技术条件好，拥有多项通讯业务
专利技术的高科技公司希望进入电信增值服务领域，并组建相对独立的运营公司。但是，这类创业型公司因绝大部分资本都投入到研发领域，即便以技术参股的形式进入电信业，也会因
缺少话语权和相对独立的技术使用权而陷入被动，所以，对新政策仍持观望的态度。最后，有一定资本但无技术的民间资本担心进入后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浙江、陕西的民间资本和行会均考虑过进入电信业的可能，一些从事服装、五金工业的企业家在公司转型中也已尝试进入电信业的方式。我们在调查中与几家正在筹备云计算应用和物联网开发的私企老板座谈后发现，他们在
经过几轮尝试后，普遍把进入电信业作为资本运作的一种手段，并非真的想从事电信服务。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联合港台资本，做概念、炒内容，进入的目的就是为了退出。详细追问原因，他们一至的答案是：“进入后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反不如打个漂亮的包，卖出去，挣钱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