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迎合公众仇富情绪

对受助穷人而言，比红包更重要的是获得自立自尊的可能；对中国慈善而言，则是创造更加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　　文 | 石述思　　绝大多数人民都爱自己的亲儿子人民币。但这个儿子由于没教育好，没学好，变得特势利，只爱人民中的权贵，导致穷人越来越多，富人越来越富。　　多数人便很气愤，便将怒火烧向那些银子多的人。史称仇富。　　因此，中国最仇富的人想必是个穷人——怎么遵纪守法地奋斗都翻不了身。　　错了。　　没钱仇富有羡慕嫉妒恨成分，似乎更确切地说只是仇恨富人，但不恨富，有些穷人比富人还嫌贫爱富。　　真正仇富的人应做到有钱且不在乎钱，且逼迫富人都能如此。就有这么一个没有因此住进精神病院的人，他叫陈光标。本来这个苦孩子是得到命运眷顾的，意外地发了财，竟然决定千金散尽，承诺裸捐不说，还整天高调行善，因此获封“中国首善”，颇受穷人追捧，所到之处，各类苦主闻风而动，宛如财神驾临。　　标哥积累的巨资只要系合法所得，如何支配属个人权利，闲杂人等不应妄加揣测动机。　　一个月前，标哥的钱墙都码到台湾去了，但由于过于大张旗鼓，搞得慈善理念、制度、社会中介相对先进的宝岛一片哗然，耗资1.4亿人民币的感恩之旅居然演变成争议之旅。　　台湾之行使他有些水土不服，决定重回大陆找回信心。18日，陈光标宣布：今年要到北京、上海和广州“敲锣打鼓发红包”。明确表明这样的意图：促使三地富豪倾囊行善举。　　结合今日社会严重不公现状，此举有其现实意义，但也值得商榷。　　想必富豪倍感压力巨大，内心相当不爽，哪怕捐款也是迫于道德压力的无奈之举。　　显然这有违慈善自觉自愿本意，因此，此次行为只会使标哥加冕中国仇富第一人，而无助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制度进程。　　首先，中国慈善之落伍，既受制于中国目前民企发展阶段和国民待遇缺失，也与慈善观念、体制、管理滞后相关，更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在一次二次分配中对国民都存在巨大欠账，将弥合社会贫富鸿沟之重任过度集中到目前以解决就业、提供税收、产业升级为使命的民企富豪身上，显然用力过猛。　　其次，用最原始的发现金的方式行善，虽说可以规避机构贪污挪用风险，但对于根本改变穷人命运价值有限，古人尚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故真正伟大的慈善家往往偏爱低调的教育、培训等长线工程，没有发红包张扬刺激，但却摆脱单纯救急之低效，而实现救穷之长效。红包发不好，还有被骗之虞和纵容懒惰之嫌。　　此外，大张旗鼓行善，尤其是将受助者置于媒体聚光灯下真诚或被迫感激涕零，也会伤及受助者人格、尊严，古人尚不受嗟来之食，何况现代公民社会更应充分彰显平等人文情怀，慈善只是给予，主体是对方，而非自己。抛开政治因素，台湾之行的争议多由此而生。　　当然，结合陈光标过往扶危济困之行动，这些问题显得瑕不掩瑜。　　对受助穷人而言，比红包更重要的是获得自立自尊的可能；对中国慈善而言，则是创造更加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　　这些都是发红包换不来的——哪怕所有富人都发。　　首善先生，该告别迎合公众仇富情绪，进而均贫富的简单逻辑了。　　作者：石述思，著名媒体评论人，《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