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沙龙：寻找第三种声音

Looking for a third voice　　——Documentary Salon of China-USA financial strategy interaction and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寻找第三种声音　　——中美金融战略互动与合作前景沙龙纪实　　本刊记者/冯婷婷　　中美友好建交30周年之际，胡锦涛和奥巴马举行了两国元首的战略
对话。这次对话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两国及世界经济的尽快复苏，开拓了一个历史新纪元。但是，金融双边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不同价值观、不同立场上，这种合作关系还有待更深一层的探索。　　2009年12月，由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经济战略专业委员会总部经济课题组和《中关村》杂志共同主办的 “中美金融战略互动与合作前景”沙龙，在北京金融街举行。主办者表示，此次沙龙旨在“寻找第三种声音”。所谓“第三种声音”，就是放弃双方表面化的指责，放弃冷战思维，以现实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探讨中美之间在货币、储蓄、投资、利率、金融监管、贸易摩擦和纠纷等问题的解决方式，希望最终能够找出为两个国家、两国的企业和全人类带来福祉和物质利益的方法。　　张鹏(中国社科院总部经济课题组负责人，总部经济沙龙主持人)：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谈论中美金融战略合作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中美关系的现状并不理想。我们只要打开电视，看看报纸，听听双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对话，浏览网站上的言论，就会感觉到这个领域充满着摩擦、纠纷，甚至相互严厉指责。当大家都在高喊狂热的、很激动的口号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却并不代表着一种人类智者的声音。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第三种声音——智者的声音。我们总要坐下来商量，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让这个地球把哥本哈根的温度和中美之间相互指责的温度统统降下来。今天的21世纪是一个智者的世纪，是高端智能的时代。像那些表面化的，冷战思维的东西，是在我们这种团队和场合当中不需要的。　　什么是总部经济？总部经济不是高楼大厦的“物化”的经济，总部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类高端智能的经济。总部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人的高端智能的大规模的极化与聚合。这一点被很多人误解了。今天这个沙龙，就是追求一种在中美金融关系中的高端智能，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种声音”，是平时在媒体上根本听不到的声音。我们要抛开那些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浮躁”的言论，把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高端智能聚合在一起，找出求解的渠道。　　杰姆·巴蒂(美国亚洲环球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我想回顾一下这次的金融危机。一是有些投资家太贪婪了；二是
银行监管信用是不是太拙劣了。三是监管者、政府、中央银行是不是在他们工作中失职了；四是媒体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危机管理失误了。　　现在我们最需要什么？一是需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我们应该从更长远、更大的角度来看。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要从整个世界经济全局来看待金融问题；二是我们应该把很多属于基本常识的东西重新带到银行里，比如说最基本的信息安全，最基本的监管。三是我们要让每个投资者、用户都有资产安全的意识。四是我们要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胸怀，而且我们也应该尊重对方的
意见。　　我个人认为很多复杂的问题，实际上解决方案通常是非常简单的。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来做好自己的工作。美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诚实和最基本的经验来做正确的事情。衍生产品比较花哨的包装不能取代常识的作用，很多传统价值观、传统常识还是应该回归的。　　景学成(和谐战略研究所负责人，前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局副局长)：现在中美金融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和谐处理。　　1、中美关于主权货币问题的看法。周小川行长2009年3月份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病很多，因此他提出了非常美妙、完善的超主权货币的想法，想取代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这一想法在我们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这一提法显然有些过早了。　　2、汇率问题。因为我们经济发展好，外汇储备多，常常被别人抓住把柄，说你们都这样了，汇率还不浮动。最近一次奥巴马访问之后，欧盟三架马车也说汇率问题。　　3、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这是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的问题，我们战略步骤还可以更清晰一些。现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已经开始从亚洲东盟地区的边贸结算做起。　　4、美元贬值问题。与此相关就是我们持有美国国债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是中美两国关注的大问题。美元不稳定，老是贬值，又让我们买他们的国债。2009年初，和谐联盟研讨会上提出来用债转股办法解决中国战略资产安全问题，受到美方的重视。　　肖炼(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我今天主要谈金融问题。中美之间为什么要进行金融合作？杰姆·巴蒂说得很好，回顾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历史，给我们深深地上了一课。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美国的金融问题还没有解决，尽管美国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了，但经济复苏时间非常长，到底是一年、两年还是三年，现在不清楚。怎么办？美国的银行体系理论上讲全部是破产的。前面巴蒂讲的，银行呆账是3.6万亿美元，存款保证金是1.4万亿美元，就是说银行整个是倒闭的。现在是靠政府资金砸在里面救银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危机没有完全结束，需要中国和全世界来合作。　　中美战略很大的问题就是互相的猜疑。我们投你那么多钱，美元整天贬，怎么可能信任你。美国出口到中国，说中国整天偷我们的东西，这是违反知识产权。双方都不信任。从战略层面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从底下层面我们同样要解决互信问题。 　　马少华(中国信息学会中国投融资信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这一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整个决策体系，尤其是政府倾听的渠道发生了重要的偏向性的转移。我们目前的经济工作有几步要走：第一步，政府输血型的投资，把我们历史遗漏的欠账解决。第二步，抓住几个产业，我们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已经出台，有几个产业大家要求做。第三步，消费。实际上2009年年初的时候，有几位经济学家提出：“如果把四万亿平分给老百姓，可能对经济的拉动效益更好。”我们现在到各地去的时候，很多民营企业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产能是过剩的，不是缺资金，是缺消费。　　我还是希望和谐社会，不能主流经济学家，或者某些大牌经济学家说了就算，一定要有更多人参与讨论。　　刘亚军(中国投资协会民营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对于中美战略合作，特别是涉及到金融合作，我想说四个方面。　　1、我认为中美两国经济战略合作，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两国企业以及民间的交流，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历史上最好的。今天我们来讨论中美金融战略合作与互动前景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建立在我们对目前中美两国经济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牢固性的判断上。　　2、中美之间包括金融合作、整个经济战略合作，实际上是一种互赢的关系。包括贸易、汇率、全球和区域安全，甚至包括金融合作等各方面的交流，对于世界目前整个经济结构、经济秩序、经济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重大影响力。　　3、中美经济战略合作、金融方面的战略合作，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话与沟通。不光是在政治层面，即使在民间层面，两国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政府上、经济上，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价值观上的。　　4、实际上，中美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民间交流不多。希望沙龙的组织者，以及参加沙龙的各界朋友、各位专家领导，能够共同创立基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民间智囊团、民间智库。　　王元龙(中国银行澳大利亚分行董事)：在中美金融战略合作方面，这几年我们做了很多课题。09年第三次G20之前我们做的课题名称是《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深化中美平等合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　　首先是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只不过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部分。如果从深层次来分析的话，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爆发国自身原因以外，和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缺陷有密切联系。所以要从根本上解救危机，必须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其次是两国要平等合作，而且要有效地合作。这方面我有四个观点：第一，要协调中美双方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中美两国各自都要保持自己的汇率稳定。第三，要优化中美双方的贸易投资，主要有六个观点：1.扩大中国对美国的产业投资，美国应当敞开大门，欢迎中国的企业去美国投资。2.美国要减少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3.加强对中国利益的保护，中国也要保护美国的利益。4.美国相关机构是不是可以到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5.坚决抑制贸易保护主义。6.遏制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投机活动。第四，发挥战略经济对话平台作用。现在这个平台已经建立，要更进一步发挥。另外要把G20会议作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　　沈长青(上海市投资管理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未来发展长三角将把上海作为总部经济。第一个案例，梅龙镇中心广场。有关领导谈到对这个总部经济的理解时，解释说一栋楼每个月创造的税收价值是一个亿，就这么简单。另一个案例，陆家嘴中心区，长三角学上海搞总部经济，觉得金融中心要由中央批准，做起来难度不小，但可以搞中央商务区，可以学静安区三栋楼的总部经济。可是今天我听到总部经济课题组负责人张鹏教授关于总部经济的解释，才知道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陆家嘴金融区要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结合目前我们中美金融战略互动，我想谈几点看法。在地球的另一端出现一个金融大街或者直接说出现了华尔街，美国这些高层们会怎么想？我们现在是几栋楼在那里，上海方面指派代表到美国去，让那些下岗的中国精英们回国，说上海已经给你们创造好了发展的条件。我觉得中、美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交流平台，只是我们单方面的理想主义。　　这个金融区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三个层面一定要有，一定要了解美方对我们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存在和发展到底是怎样想的。我认为美方可以成立基金会或者落实一个培训机构，鼓励那些高级人才到中国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从理论上讲，更简单一点就是与人方便也就是与己方便。　　姜军(国家会计学院博士)：我想从企业微观层面简单谈一下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遇到的几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制度上的障碍。美国严格的法律，如反垄断法、反倾销法，各州名目繁多的州法律，还有证券法对他们的保护，非常严格，很不好突破。　　第二个障碍，劳工和环保问题，涉及到养老金、职工退休福利待遇的问题。美国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要对他的国民保护非常好，覆盖得无所不到。中国企业如果想做的话，首先可能要考虑到自己的承担能力。　　第三个障碍，有一些特殊的行业是不能碰的。刚才讲到核心利益，既然叫战略互动，就要关心对方的核心利益。你收购他的公司，上限大概15-25%，不能再敞开了。美国的军工、石油、航空业都是不能碰的。　　第四个障碍，美国国会授予总统一票否决制，只要他判断是有害国家安全的问题，比如是高科技问题，就可以一票否决。他的动力经常是来自于美国两会议员，利益相关方对总统的游说和施加压力。中国企业，包括中国政府，在做海外并购的时候需要考虑。　　福乐(法国光彩49控股有限公司高级顾问)：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现在的经济危机，确实使全世界变成了同一个世界。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用中国和美国两国共同的优势，发展更好的产业，创造更好的经济。　　我想说一下中国公司海外并购的话题，我有很多能源和资源方面的项目可以向中国介绍推荐。中国确实缺少一些从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矿产大国来购买的经验。他们需要一些专业人员指导他们怎么跟对方去谈判，去讨价还价。　　如果中国公司买这些资源的话，总会让对方觉得非常敏感。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如果有外方参股集团，在中国开采一些矿产的话，也会非常的敏感。一是人口数量上的差异，比如2000万可能是北京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的数目，却是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人口数目。另外他们好像有这样的敏感，如果中国公司去买他们的资产或者矿产，好像意味着中国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要侵入。　　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中国公司可以过去买地盖楼。中国公司去海外确实遇到在国内不曾遇到的问题，比如工会的抗议，还有数目繁多的法律，还有种种很多没有想到的事情。包括去年在海外要购买矿产的时候，即使在蒙古这样的地方，他们也害怕有意识形态的进入。　　链接：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是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领导下的一支国家级战略科学研究团队。该会所属的经济战略专业委员会总部经济战略课题组最近几年一直活跃在宏观经济创新理论的舞台上。该组主要成员始终不渝地参与研发的总部经济理论，自2003—2004年之交产生于北京，即创造了北京商业地产的神话；随后这一理论相继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诸多城市政府作为“城市战略发展方向”；亦被列入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程；数年后的总部经济实践项目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　　中国发展战略学会经济战略专业委员会总部经济战略课题负责人张鹏是我国总部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聘教授。著有我国第一部总部经济著作《总部经济，潮起中国2003-2004 》，以及第一部系统论述总部经济理论与战略体系的著作《总部经济时代》。是我国第一个总部基地项目初创时期的战略策划总监，历年来考察扶持过许多著名的地方实体产业集团，在全国各地发表过诸多总部经济专论性演讲，是实战型的总部经济战略理论专家和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