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不确定的年代

不确定的年代　　回首2010年，如果可以用一个词语描摹的话，应该是“恐惧”——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恐惧”。　　新年已至，世人发现，预期中的探底没有如期而至，世界经济却以5%的高增长回馈。市场的力量告诉我们，“贪婪”不全是个坏东西；而2010年的全球经济成绩单则提醒我们，“恐惧”也许是个好东西。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刻画英国工业革命的名言放之当今的世界依然形象且有效。　　世界从没像今天这样，将“失衡”与“不确定”以如此复杂而难辨的方式呈现在人类眼前。　　首先是通缩国家和通胀国家的失衡。美国和欧元区深陷低利率的流动性陷阱边缘，病症相似，但病理不同：奥巴马的困局是对高失业率苦无良策，在双赤字下，美联储的全球量化宽松试图继续绑架世界；“欧猪”五国的根本问题是高福利、过度消费和生产效率的徘徊，导致主权债务危机，深刻暴露了货币一体化下救市的投鼠忌器。而在地球的另外一些地方，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则面临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　　失衡的世界，放大了全球复苏的不确定性，局部的战争阴影也乍隐乍现。朝鲜半岛局势的剑拔弩张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其背后推手则是通缩世界与通胀世界的失衡与分裂。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不仅面临外部失衡的世界，也面临国内的失衡难局。政府和市场的失衡、收入分配的失衡、城乡失衡、东西部失衡、经济结构失衡构成了中国问题的主要线索。“十一五”未竟之业恰好是“十二五”的新空间。　　如何弥合越来越失控的失衡，在于构建和完善在经济领域的现代性的国家治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两大工具。就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从投资饥渴症中撤离，推动国家-企业-居民的消费转型，这是结构改革的题中之义；就稳健的货币政策而言，进一步约束中国金融体系追逐数量、规模和速度的扩张模式，将其导入追求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直接关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过剩的产能已成为危险的池子，公平和正义的城镇化则是消化高额外汇储备最重要的池子之一。成都农民允许携带农村四大“私产”自由迁徙，是迄今最大胆的城镇化政策。无私产保护则无迁徙自由，这应成为重建政府与市场互信的通道。　　2011年，面对失衡的世界，我们唯一应确定的是继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