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鸽：我骨子里是记者 “三傻”大闹中国创投界

中国风投拓荒者北京，建国门外中粮大厦，毗邻长安街，西瞰金融街。从6楼俯瞰窗外，路上车水马龙，IDG中国总部办公室即坐落于此。而十多年前，这里远没有今日的繁华和喧嚣。1991年，熊晓鸽出国5年后首次回国，并且第一次来到深圳，当时的特区充满了创业的激情。在这里，他碰到了很多湖南大学的同学，“很多人都想来创业，”熊晓鸽被他们的创业热情所感染，“我说你们应该去找VC。”但令他吃惊的是，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VC是什么。熊晓鸽立即向总部汇报，要在中国发展风投业务，他的想法得到了IDG创始人、董事长麦戈文的大力支持，麦戈文也认为中国经济将获得较大的发展机会。当时，嗅到中国机遇的不只IDG一家。1991年，一些国外的大牌VC也曾来到中国考察，但是与熊晓鸽的乐观不同，他们看得十分黯淡。“中国连招聘一个可以用的MBA都没有，”一家国际大牌VC如是说，“
中国市场也没有风投的环境。”正是这一错误的判断，使许多国际大牌VC失去了最早布局中国的机会。而熊晓鸽却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从1988年开始就在美国以《电子导报》(Electronic Business)记者的身份活跃在硅谷，采访过众多的创业者和风投公司，所以他对风投的运作模式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美国成功的风投模式，一定可以在中国成功复制。于是，在熊晓鸽的推动下，IDG开始在中国谋篇布局。1992年，熊晓鸽开始了在国内长达20年的投资之旅。万事开头难。1992年，在中国没人知道风投，没人了解风险投资。熊晓鸽去一家企业谈投资，因为大家都不懂什么是风险投资，解释起来也就颇费口舌。“当时我也很年轻，又是一张娃娃脸，说半天人家都不相信，觉得我们就像一家皮包公司。”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对熊晓鸽说，“小兄弟，我看你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坏毛病，我相信你不是骗子。不过，你要给我这么多钱，等我把企业做好了，你还要退出去，你这不是傻吗?”这让熊晓鸽深刻地意识到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风险投资，于是，他决定在深圳举办一个风险投资论坛。不过，广告也做了，消息也发出去了，报名的人却寥寥无几，熊晓鸽心里凉了半截。正好当时计算机很火爆，熊晓鸽决定赶一下“时髦”，将论坛改名为IT投资论坛，“结果一下子来了很多人。”为筹办这次论坛，熊晓鸽花了不少心思。不仅邀请了不少国外风险投资大腕，还请来了IDG创始人麦戈文，更重要的是，他还请到了时任电子工业部主管计算机的一位司长。“国外那么多的IT企业，早期很多都是靠风投做起来的。”这是论坛给听众带来的最大震撼。而电子工业部领导的到来，却给熊晓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论坛结束后，熊晓鸽接到电子工业部的电话，邀请他为电子工业部司局以上领导做一次风险投资的介绍。熊晓鸽回忆说，“当时还没有PPT，只有投影仪。”于是，他自己精心准备了幻灯片。“我把美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情况做了介绍，还对风险投资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提出了个人建议。”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胡启立竟然也出席了讲座。后来部领导对风险投资模式给予很高的肯定。在日后的工作中，来自主管部门的支持让熊晓鸽的事业逐步驶入快车道，这种支持对IDG在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而熊晓鸽不仅熟悉国内的游戏规则，又有国际视野，新闻传播记者出身的他，更是深谙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特别是如何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这对IDG的发展大有帮助。2000年以后，IDG的基金规模快速扩张。2005年11月，IDG与Accel Partners共同发起的IDG-Accel中国成长基金I成立，初定规模为2.5亿美元，而实际募资总额达到3.1亿美元。从这次融资开始，IDG资本一改此前十年仅有IDG集团一个有限合伙人(LP)的格局，而是将外部颇多有名的LP引入进来。这只是IDG资本扩张的开端。此后5.1亿美元、6亿美元……多个基金募资纷至沓来。2011年，整个风险投资行业遭遇到了“退出难”的困境，IDG亦不例外。2011年，
海外机构对中国概念股的做空，让以赴海外IPO为重要退出途径的VC/PE机构遭遇寒流。自2011年以来，众多赴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处境艰难。做空机构频频出击，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屡被质疑，不少公司已经退市或是濒临退市边缘。更严重的是，负面效应似乎在短期内堵死了后续公司的赴美上市之路。“谁也不能预测股市。”熊晓鸽说，中概股在海外遭遇做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协议控制’(VIE)的先天缺陷，还有公司内部治理的一些问题”。在他看来，这也是一个好事儿，能促使公司的内部治理和法律体系更加完备。熊晓鸽认为，现在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概念股信心不足，未来中国概念公司海外上市的门槛要求会更高。他说，国内一谈到创业就想到IPO，“其实在硅谷，有一个共识，能够以高价格把公司卖掉与IPO同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