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2010年宏观调控中的重点与方向选择

——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 本刊记者 赵雪芳　　记者：在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目前的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复苏态势，“保八”应该不成问题。许多专家提出，在“保八”目标实现后，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关注点应开始转向防过剩和防通胀。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建：宏观调控关注点发生转向的前提是经济复苏势头已经可以确定，甚至会出现某种“过热”的态势。的确，由于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是增长的低谷，目前的复苏势头如果延续下去，经济增长率甚至可能创出近年来的新高，所以牺牲一些速度来压缩产能和对付通胀也不会使经济增长率掉到8%以下，但明年的问题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因为宏观调控重点与方向的选择，会极大地影响到“十二五”第一年即2011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甚至影响到整个“十二五”期间的增长问题。　　首先，在当代国际环境中，中国已经不可能摆脱国际经济影响而主要从自身出发安排经济增长，而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环境绝不能过于乐观，因为虽然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开始回升，但是10月份以来又出现不稳的情况，比如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大地产金融公司倒闭、银行倒闭风潮再起等。美国的这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是居民的支付能力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出现过的，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灭是因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失衡，而在美国，不仅企业有这样的问题，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失衡更严重。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90年代初，美国的家庭负债率平均为60%，21世纪初上升到90%，2007年危机爆发前已飚升到138%，2008年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虽然有所回升，到今年6月份已回升到5.9%，但是家庭负债率平均还在129%，基本上没有怎么下降，而这个问题不解决，这场危机就过不去。此外，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市场中积累了庞大的“有毒资产”，美国政府对这些“有毒资产”的处理办法，一是允许金融机构改变记账方式，把这些“有毒资产”暂时掩盖起来；二是向后推，即把金融合约的清算期向后推迟两年，所以美国的庞大的“有毒资产”至今都没有从根本上清除，而只要还没有被清除，这场危机就不会过去。推迟矛盾爆发虽然给美国经济争取到两年的缓冲期，但新的危机仍可能在2011年爆发，使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因此，2010年中国宏观调控的主线，不应以反通胀和反过剩为主而采取紧缩方针，而仍应以管理好萧条预期为主，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看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矛盾，甚至是尖锐矛盾，但美国、日本与欧盟诸经济体中的经济社会矛盾只比中国多，不比中国少；只比中国大，不比中国小。总的来看，这场全球性危机在酝酿着越来越多有利于中国的因素，并且危机越深刻，在危机中产生的有利于中国的因素就越多。但是，所有这些有利因素的成长壮大，都系于中国的强势经济增长；而且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也只有在中国经济不失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在未来可能出现世界经济危机再度爆发的背景下，如何保住中国经济不随世界经济萧条而显著下滑，应是宏观调控中密切关注的问题。　　记者：目前大家对经济刺激政策继续实施的担忧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依旧是在靠政策拉动，靠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实现，由此不可避免会产生日趋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那么您认为应当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王建：为了应对危机，主要依靠增加投资来对冲外部需求萎缩，是在危机中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样做的一个附带结果是强化了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因为在危机来袭时，只有各级政府敢于继续进行投资。这样做的好处是保住了经济增长的基本步伐；带来的问题是，在国内生产已经全面过剩而出口需求又持续萎缩的条件下，扩大投资会进一步加大未来的产能过剩程度，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过剩。由于主要依靠国有银行系统为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因此加大过剩风险的前景也在银行体系中酝酿着风险。今年年初以来新上投资项目仍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等大型项目，而且改建项目的增长率很高，估计新一轮的产能释放高峰应该是在三年以后，即在2012年前后，届时也会是银行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政府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对过剩产能领域实施全面的紧缩，即不仅有经济办法，也有法律与行政办法，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把两年后世界经济可能再次触底的前景考虑在内，最好的办法不是由政府出面来采取措施限制过剩产能，而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让过剩产能自然淘汰。目前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浪潮必须加以遏制，因为以国有银行的资金供给作支持，以各地政府为平台的扩大投资政策，在经济已经摆脱衰退后就应退出了。在经济进入复苏轨道后由市场来进行过剩产能的淘汰过程，应该比政府出面更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年政府在投资方面需要限制的是由各地政府所主导的国有部门投资，对民间投资则应给予极大地鼓励，因为只有民间投资活跃起来，才能最有效地应对外部经济可能出现的再度恶化。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扩大内需的必要途径就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如果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中国出口再次出现深度萎缩，我看只有城市化创造的需求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随同世界经济萧条的前景。特别是进入到“十二五”以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度逆转会使外需更加不可依赖，由于为保增长而实施的大投资再度转到产能释放阶段，在现有经济结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资需求也已没有空间，所以转向城市化调整方向已经迫在眉睫，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失去动力。　　记者：那么，应当怎样在保增长与防通胀之间保持平衡？　　王建：首先可以肯定地说，明年的物价上涨率会明显高于今年，因为通胀自今年8月份以后开始抬头，主要还是受国内食品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输入价格抬升的影响。由于美国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很不稳定，国际资本在这个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找不到太多的金融投资出路，还会继续冲击黄金和石油等，这样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就降不下来。从国内看，中国自2007年后逐步进入第四次“婴儿潮”，每年出生的婴儿都在1600万人以上，大大高出“十一五”时期的700万人，这会极大地增加对食品的需求，而今年由于北方地区旱情导致玉米等作物严重减产，会影响今明两年的食品价格，还由于今年前三个季度都是物价负增长，所以估计明年第一季度物价就会上升到2%，第二季度有可能上升到4%～5%，全年应在5%左右，到4%的时候我估计当局就会考虑加息。最近一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说，今年第四季度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要“管理好通胀预期”，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在通胀还未出现的时候就要采取某种紧缩措施，一开始是数量型的措施，如加大货币对冲力度，紧缩贷款等，明年第二季度以后就可能转向质量型管理，即加息。　　我认为，即使明年的物价水平达到甚至超过5%，政府也不要采取加息的动作，因为后年世界经济就有可能再度探底；如果在明年下半年加息，就是只顾管好对通胀的预期，而不去管对萧条的预期。此外，2008年反通胀的实践证明，如果是输入型与结构型构成的通胀，货币再紧物价也压不下来。输入型和结构型这两类通胀都会侵蚀企业利润，当通胀导致企业增长乏力的时候，再紧货币就等于给企业增长施加了一个不利的条件。　　然而，物价上涨还是会对居民生活产生直接甚至是巨大的影响的，如果不能采取货币紧缩政策，财政政策就必须作为应付通胀的主要手段，由于物价上涨主要影响的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所以就应安排好在通胀率较高时期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补贴方案。　　记者：今年年初以来，信贷大量投放，流动性比较充裕，股市和楼市活跃，通货膨胀预期走强，资产价格上涨明显。您认为如何处理好资产价格与实物价格的关系。　　王建：今年年初以来，股市和楼市在经济持续下滑过程中开始活跃，主要原因恐怕是有大量实体经济中的资金转向资本市场，而目前和明年的经济复苏会引领部分资金从地产与股市中退出，因而会减少部分资金，相应抑制资产泡沫的扩大速度，但若为压制过剩产能而采取了过度严厉措施，也不排除实体经济中的资金会继续流入地产和股市，推动资产价格上涨。此外，如果2011年世界经济再度探底，而且程度更严重，则会有更多国际资本向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流动，这也会是在明后年推动中国资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从股市与地产的关系看，目前楼市价格在历史高位，而股市只是历史价格的一半，所以我认为明年楼价不可能再有今年这样大幅度攀升的前景，甚至会有所下降，特别是高档住宅价格，可能会明显下降，因为流出楼市的资金主要是在经济低谷时从实体经济流入的那部分资金。此外，今年楼市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003年以来高增长所积累的社会财富的滞后释放效应，在今后若干年里这个效应应该是递减的，除非中国再度迎来一个像2003～2007年那样的高增长，但是至少未来5年内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就没有支持楼价显著上升的动力。　　总之，由于明年地产价格有可能持稳甚至有所下降，股市会随经济回升步伐稳步上升，把管理资产价格膨胀预期作为货币紧缩的原因来考虑，也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