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昨开幕缺席的伊朗导演帕纳西成焦点

贾法-帕纳西 贾法-帕纳西的电影《越位》 贾法-帕纳西的电影《深红的金子》 　　早报记者 朱洁树 编译　　清冷的寒风中，柏林街头到处布置着柏林电影节的“B”字形广告。波兹坦广场的几家电影院里，购票者排起了长龙。第61届柏林电影节当地时间昨晚启幕。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期间，参加者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的存在，各个单元都将放映帕纳西的电影，而在2月11日，伊朗革命周年纪念日当天，电影节将放映帕纳西最著名的《越位》。相比去年电影节六十大寿时的奢华排场，有人担心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星光稍嫌黯淡，不过严谨的德国人也许更相信深刻的内在不需浮华的虚饰，因此他们努力地将帕纳西推到焦点位置。这位因拍电影而被判刑的导演成为柏林电影节唯一缺席的评审团成员，当地媒体称他为“德黑兰的卡夫卡”。　　去年圣诞节前不久，帕纳西在德黑兰被判处入狱6年，禁止拍电影20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参与反对伊朗革命制度的宣传活动”。事实上，导演只不过要拍一部电影。　　近几个月来，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受到极权、审查和暴力的故事传遍全球，他已经成为艺术表达自由的象征。鉴于帕纳西目前的处境，他的朋友阿巴斯·巴赫蒂亚成为了帕纳西的发言人。　　巴赫蒂亚相信“艺术比政治更有力”，很多导演都已在互联网上签名支持帕纳西，包括马丁·斯科塞斯、肖恩·潘。柏林电影节在评审团中为受迫害的导演设立了坐席。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在写给伊朗大使的信中表明这一做法是为了“支持他为自由而斗争”，德黑兰却反应冷淡。科斯里克说，“我们不会找一个人替代他。”　　谈论禁忌的名导演　　50岁的贾法·帕纳西是伊朗当代最著名的导演之一。他赢得过全球各大电影节的大奖——戛纳(《白气球》，1995)，威尼斯(《生命的圆圈》，2003)和柏林(《越位》，2006)。伊朗保守派视他为国家公敌，因为他的电影描绘的所有事情在他的国家都被视为禁忌：饮酒、卖淫，对妇女的压迫。帕纳西的电影在伊朗都是禁片。　　时至今日，全伊朗只有270家电影院。大部分伊朗人喜欢在家看DVD，部分原因是未婚男女禁止共同去电影院。像《阿凡达》等美国大片在伊朗DVD市场上都能买到，不过都是删剪版。未经审查的电影能在德黑兰的黑市买到，包括帕纳西的电影。　　帕纳西和伊朗政府的冲突2009年升级，他支持伊朗反对党领袖穆萨维，后者是当时总统大选中内贾德最有力的竞争对手。2009年6月15日，帕纳西同成千上万的伊朗人一起在德黑兰游行抗议当局操纵选票。他和女儿在当年7月30日参加一个被枪击而死的学生的追悼会时被逮捕，这是导演第一次被捕。2009年8月底，帕纳西受邀担任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审团主席。在走红毯时他围了条绿围巾，绿色是伊朗抵抗运动的颜色。这一行为被伊朗政府视为挑衅。　　2010年初，帕纳西和他的朋友，穆哈默德·拉素罗夫开始拍摄一部新片。没得到伊朗文化部的批准，拍摄在帕纳西的公寓中秘密进行。“但在伊朗，”巴赫蒂亚说，“没有秘密。”　　去年3月1日，电影拍到三分之一时，警方突袭了公寓，17人被逮捕。帕纳西被带到德黑兰Evin监狱，这里关着许多政治犯，并因酷刑而臭名昭著。　　去年5月，帕纳西进行了10天绝食，获得了来自全球的声援。他抵押房产，筹集到16万欧元的保释金。他在此后数月通过电话接受了数家媒体采访。检察官准备了超过750页的指控材料，其中包括在过去5年内他所接受的采访。尽管帕纳西在采访时没有对政权提出公开批评，这些采访内容还是被用以指控他“阴谋宣传”。　　去年12月18日，德黑兰革命法庭判决帕纳西6年有期徒刑，禁止拍摄电影20年。这是自1979年以来，对伊朗著名电影人所处的最严厉刑罚。　　想想也是犯罪？　　实际上，法院此举也是杀鸡儆猴。对于伊朗所有独立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很多艺术家都曾在2009年支持穆萨维，甚至政府审查办公室也觉得这位相对温和的候选人有机会获胜，他们当时批准了一些在政治上“可能不正确”的电影，包括拉菲·皮茨(RafiPitts)的《猎人》。电影描写了一个德黑兰保安的妻女在示威中丧生，他不知道谁该为她们的死负责，但他拿起枪打倒了警察。　　皮茨正在巴黎组织一场运动。他希望所有电影人在2月11日当天停止工作2小时，那时，《越位》正在柏林上映，“这只是一个无声的抗议。”他希望国际压力不要惹恼伊朗政府。　　德黑兰法庭上，帕纳西被指控在新电影中宣传绿色运动，被告申辩说新片甚至还没有完成，他说，“有时候我觉得，是否仅仅想想拍电影这件事情都是犯罪。”“这部电影无关政治。”巴赫蒂亚在巴黎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帕纳西希望巴赫蒂亚强调他们只是在拍摄一个私人化的故事，关于“一个电视主持人回家发现自己的儿子受伤了”。“没有法律禁止一个电影人在自己家中拍电影。”巴赫蒂亚转述帕纳西的话。但帕纳西也知道，在伊朗，在家中并不是干什么都可以。　　在他的电影《深红的金子》中，一个德黑兰警察徘徊在公寓大楼外，三楼窗帘映出里面参加派对的人跳舞的身影。在伊朗，跳舞是被禁止的。在电影中，人们在离开派对时被警察带走。帕纳西至今执导的5部电影几乎都没有音乐。警笛声倒是经常听到。这是导演精心绘制的一幅警察国家的声画像。警察和士兵经常会突然出现，他们不总是意味着威胁，但大都显得笨拙。　　“卡夫卡”在德黑兰　　《越位》中，警察逮捕了6名打扮成男人的女人。她们混进德黑兰足球场，想看看世界杯预选赛伊拉克队和巴林队的比赛。她们被关在足球场一处，看不到比赛，却能听到男人们欢呼。突然，女人们开始模仿一场足球赛，警察们站在栅栏的另一边不知道更该关注哪一场比赛。帕纳西的电影中，妇女常常行动，而男人犹豫不决。　　在方寸之间展示一个全景敞视的警察社会是帕纳西的擅长，这正是德黑兰政府害怕的东西。　　伊朗电影的每一部都需要经历三阶段审查。首先剧本需要得到批准；当电影完成，制片人和导演要送去电影节必须获得批准；最后，检查员会决定影片能否在伊朗上映。　　“当你在伊朗拍一部电影，你大概会浪费80%的精力去获得所有的批准。你不断问自己：我可以这么做吗？”帕纳西2005年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多次成功瞒住当局进行电影拍摄。在拍摄《越位》时，他雇用了两组人，一组完成官方版本，另一组秘密拍摄帕纳西的版本。当然，《越位》无法在伊朗获得上映，不过伊朗电影博物馆将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越位》加入了他们的收藏。“博物馆展览我的奖杯的地方比我的牢房还大些。”帕纳西去年11月在法庭上说。　　帕纳西是他的同胞的偶像。两周前在德黑兰一个大学的活动中，学生们手持他的照片，高呼他的名字。政府不会希望将他变成一个烈士，他们更希望帕纳西离开这个国家，就像很多电影艺术家一样。帕纳西过去几年5次被传召到伊朗文化部，被要求离开伊朗，他每次都拒绝了。　　一些成功的伊朗电影人都已经离开伊朗，比如《坎大哈》的导演莫森·玛克玛尔巴夫和《我在伊朗长大》的导演玛嘉·莎塔琵。但祖国永远是他们影片的核心，“你可以将一个伊朗人赶出他的国家，但你不能把他的国家从他心中抹去。”　　帕纳西不想离开伊朗。他希望在这里拍电影。尽管政府自从2006年以后一再拒绝他的项目申请，包括改编电影《灿烂千阳》。“我没法停止工作。我拍电影，我才活着。”帕纳西说。　　当局对他们最叛逆的导演会怎么办？他们会无视全球的抗议将他关押在监狱多年？还是会改变德黑兰法官的裁决？　　“伊斯兰法律提供了很多可能，”巴赫蒂亚说。也许，帕纳西有机会被释放——这位德黑兰的卡夫卡——他的脑袋里充满了被视为犯罪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