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直播汪小菲、大S婚礼而遭炮轰后，张朝阳出面说话了。近日，这位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做客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栏目，就此事进行了回应。同时，作为搜狐微博的“带头大哥”，张朝阳开始思考事件背后的媒体生存之道。
影响力是件武器
“现在是个‘微博控’，一天到晚不停在发，最多时每天近100条。”节目现场，张朝阳主动晒“功课”。除了亲自发微博，张朝阳还不断拉名人落户搜狐微博，认真程度一如戴着记者证参与北京奥运报道之时。
名人总是与人们的饭后谈资密不可分，而报道者总免不了“八卦”之嫌。张朝阳不介意听到这样的评价，相反，他认为“八卦”背后，恰恰是团队执行力的一种体现。作为微博攻坚战的重要环节，借力名人的带动效应进行二度圈地，成了各大门户微博战略的首要切入点。
在张朝阳看来，做企业要发挥所有优势，包括自身号召力。回国创业初期，作为国内互联网的布道者，张朝阳接受过很多采访，名气也日渐上升。他发现，这是一种无形的优势。“就像你上战场打仗，有这个武器你就用，没有的话就用其他武器。在搜狐，有我这个出名的‘武器’，那我就用呗。”
张朝阳注重名人效应，并以此为搜狐微博战略的发力点。“企业老总通过产品跟用户沟通，但明星通过形象、语言、风度与受众直接沟通，影响力非常大。所以我对明星很尊重，也很看重。”
或许是留学美国多年的缘故，对于国人不愿承认重视明星的心态，张朝阳并不认同。“明星能出名，能对社会、公众有很大影响力。影响力就是牛，我就认这个。”
微博时代的生存之道
节目现场，张朝阳谈起遭汪小菲、大S炮轰一事。他坦言，他在婚礼当天对“禁止媒体报道”与“微博上传照片”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大家都在拍照，我问兰姐（张兰）可不可以拍，她说没关系，我逐渐觉得好像可以拍。”
张朝阳认为，也许是台湾媒体拥有婚礼照片的首发权，自己的“抢拍”才被认为是“偷拍”。同时，张朝阳也讲出了自己的苦衷。“粉丝都等着呢，得为他们拼命工作一把，我肯定要冲到前面拍照发微博上。”
张朝阳透露，误会发生后，曾考虑给汪小菲打电话。“但汪小菲肯定跟大S在一块，我说的话他肯定马上告诉大S，还是算了。”尽管如此，作为IT老兵的张朝阳还是从中意识到一个问题：微博时代，如何保证媒体的话语权？在他看来，拥有众多粉丝的名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等同于半媒体。“其他媒体想保证首发权，不限制微博是做不到的。这个问题以前没提出来，大家也不知道。”
不久前，日本3.11特大地震引发核泄漏，中国境内陆续监测到微量放射性物质。不少人担心核辐射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一时间传闻四起，甚至一度发生“抢盐”闹剧。曾主攻核物理专业的张朝阳在这一领域有不少人脉资源，在向业内专家反复求证后，张朝阳充分利用个人微博的半媒体优势，对所谓“国内核辐射危机”的传言进行了辟谣。
对于民众在谣言之下表现出的恐慌，张朝阳感触颇深。“现在大家比较相信小道消息，反倒不相信官方消息。但是微博名人说点话、说得有道理，很多人都相信。”他意识到，即便是微博这种半媒体，在争取忠实用户和抢占战略制高点方面，及时、准确、独家仍是关键。
“媒体要对大众负责，名人要懂得如何通过微博以及新闻去经营他自己。”节目现场，张朝阳这样总结。
为了再造搜狐，重新入世的张朝阳加快了奔跑的速度。从搜狐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大动作可以看出，张朝阳重返江湖时那句“不成功，便成仁”并非说笑。在二次创业的激情下，这个直言“本来微博没有新浪什么事儿”的人，正于再度发飙中重新发明自己。
【札记】张朝阳：融资旧事
做客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栏目时，张朝阳讲述了创业初期的一件往事。在回忆这段过往时，张朝阳用低缓的语速，将纽约街头一个无助的年轻创业者形象投射到观众脑中。成功只有1%的偶然性，99%来自坚持与专注，也许，这是张朝阳想表达的
我回国后开始融资，当时国内没有风险投资的概念，我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概念的人）。我去美国（融资），没钱住旅馆，就住同学那，在那给各种投资人打电话。去年（2010年）回美国，路过曾住过的同学家，想起了融资的艰难。（那时候）每天电话打疯了，我走的时候，给他留了100美金做电话费。
曾经找到过一个人，想让他给我投资，这个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介绍的。但是我的商业计划很简陋，没什么东西，他觉得我的商业计划不够完备，想投资又不敢投，希望我再发展一段时间再来找他。
（事实上）他不希望我这轮融到钱，因为我一旦融到钱就不会再找他了。他还问我是否有其他人给我投资，我上当了，告诉他有个老头在纽约高盛（集团），这个人想给我投资，还把这个老头的电话告诉了那个人。他刚好在纽约，就给高盛那个人打电话，约了一起吃午饭。说着说着就决定说：要不算了，咱们都别投了，让他（张朝阳）回去再发展一段时间，等回来了再投。他们串通好了。
然后（高盛）那个老头让我去他办公室，跟我寒暄半天，问我中国发展怎么样了之类的问题。突然脸色一变说：我决定不给你投资了，我来告诉你电梯怎么走，你出去吧。当时感觉五雷轰顶，他不投资会起连锁反应，我很绝望。
下了楼，走在纽约街头。那时没有手机，（在电话亭）排队，给波士顿的律师打电话。当时很着急，抓着电话不断问“怎么办”。后面排队的人说：你怎么打那么长时间？我就回头看着他，很着急，但是也没有办法。这段让我印象很深刻，当时也就为了融几万美元。
后来，在我麻省理工学院那位导师和另外两个教授的坚持下，他们给我投了22.5万美元，这在当时相当于200万元人民币。我觉得，找到贵人相助是很重要的。真实是最省力的，从简单的角度说，人不要活得特别累。
（据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栏目记录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