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医药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及中药制药企业规模化的发展，药材的生产及供应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中药材生产及供应的混乱，药材数量、质量得不到保证和野生药材资源的日益枯竭已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在此背景下，中药企业自建药材种植基地或加强与基地的紧密联合等工作得到快速发展。一时间，拥有自身地道原料基地、绿色基地成为了各大企业争相宣传的招牌；尚未开展基地战略的企业也千方百计涉足于此，以期能在未来发展中紧跟时代步伐而不被淘汰；而国内大大小小的生产基地、合作社更将能够与大企业联营看作自身腾飞的希望。这种产企联合似乎已成为解决中药材流通产业乱象的一剂良方和替代传统流通方式的一次革命，甚至成为中药产业规范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破局的必经之路，谁不建立基地或不与基地联合，谁就可能死路一条。
对于这个议题，大家可以列举出诸多成功的例子来论证：某大型中药企业在陕西建立丹参标准化基地后，成功实现产品国际化；某中药企业在厂区周边地区建立20万亩山茱萸生产基地后，成功地保障了原料稳定供应并确保了成药质量等等。
建立企业原料生产基地肯定比原来通过产地分散采购甚至从药材市场上采购进步得多，规范得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生产车间的前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自身原料的供应稳定，保证药源质量并推动GAP的实施，但建立原料基地是否就可视为这个行业可广泛复制之路甚至是唯一道路呢？笔者并不赞成这种观点，这种产企联合的道路只能成为特定企业特定品种在特定阶段的过渡性产物，而不应成为行业争相复制的模版。
是否符合现代分工需要？
世界日益变平，分工合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越需要深化，而漠视分工与专业化的倾向将会导致产能过剩和不正当竞争。这种社会分工的明确和细化、优化经济结构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得到了明确（例如振兴流通产业、信息产业和加强服务业等）。
任何一个地区不可能“画地为牢”，限制地域间的分工合作；而任何一家企业不管其规模再大也不可能把一条产业链从头吃到尾。社会中每个角色都有其长处和不足，必须通过分工合作来弥补。制药企业长于成药的成本控制、质量控制或技术研发，但对于种苗种籽选择、四时节气撑控、农技推广、物流配送、信息导向甚至GAP推广等方面却是弱项。如果企业一定要将触角伸进这些环节并大包大揽，既不明智也不现实。
基地养护成本如何控制？
建立生产基地必然要面临与其它产区农户甚至周边农户的竞争。事实证明，任何产业如果想和农户竞争生产成本的话，必然死路一条。因为农户至少有劳动力零成本，吃饭也可不花钱，药材种出来家里院里随便一堆，就可以等人上门收购；而原料基地的建立必须伴随着高昂的开办、养护、加工及仓储物流成本。如广东某中药企业曾在湛江建立广藿香生产基地，结果种出来的广藿香成本高达11.5元/公斤以上，远高于周边农户6元/公斤左右的供货价。
而在目前国内成药销售价格严格限制且逐年下降的背景下，企业每一分钱成本的增加都意味着在招标竞价中多一分淘汰风险。你用自己基地生产的高价原料而别人使用从农户手中买到的低价原料，你的优势又何在？如六味地黄丸，全国各企业的批发价没有超过12元的（含四家优质优价），中药生产企业如何能保证其在加大原料成本投入前提下还能保证以较低价位淘汰竞争对手？——主管部门既要求企业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又要不断降低出厂价格。在这种状况下，除了少数有实力的大企业外，国内有能力进行这样产业基地化经营的中药企业又有多少？
基地药材流通渠道如何控制？
由于建立基地成本高，有企业直接采用了“企业+农户”的方式提供种籽、提供技术和标准并进行保护性收购。事实上，这些年这种合作模式也曾经如火如荼，但最终多是事与愿违。
当中最大的问题是这种合作生产出来的药材流通渠道如何控制，“合同好签，履行太难”！其中一方面是由于近些年不断有骗子企业打着合作种植的旗号，赚一把就跑，骗怕了老百姓；另一方面，目前我们还不能高估基层农户的合同履约能力，如药材种出来后市场价格低时，老百姓争相把货卖给你，市场价格高时，就自己走市场渠道。而企业是不是也可以随行就市出高价？如果那样，就只会给炒货的人买单，原料稳定供应最终还是成为泡影。也许会有企业对此提出质疑，列举出某企业对山茱萸很好地进行了渠道控制的例子。但那是因为这家企业本身就建在产地，纳税额接近于当地年财政的1/3，政府支持力度是其它外地企业所无法比的。
是否对所需品种都要建立基地？
即使解决了成本和渠道问题，但企业马上又将面临是否对所需品种都建立基地的问题。要知道中成药品种多数是复方，像丹参滴丸、板蓝根冲剂这种单一配方品种毕竟不多。而中药材一地生产销全国，一个成药里的配方来源可能就遍及大江南北。丹参滴丸可以只在道地产区建一个丹参基地就可以供应生产，但对于像六味地黄丸、大活络丸等需要几种、十几种甚至更多的复方中药就不可为了。如果对每一种原药材都建生产基地，那么必将是在极大成本投入的同时，对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基地生产的信息化导向工作如何协调？
目前国内多个中药材产区对基地产业化发展的思路主要是产区规模化、种植订单化、标准规范化、基地产业化，这个思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是，每个地区都强调“四化”建设，那么地域间规划协调如何开展？产需量调节如何体现？地域优势品种道地品种标准如何界定？基地产品除自产自销外多余的产能如何消化？等等，诸多问题都将考验着我们决策者的智慧。如果处理不好，在一片大干快上的热情中，必将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基层农户的利益也难以保证。“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发展之路是一个系统工程和综合工程，绝非一朝一夕或一地力量可以解决。其中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行业信息化导向平台的重要性将不言而喻。
正因为以上因素，中药产业化发展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异化。部分企业声称的“绿色基地”、“道地基地”也几乎成了虚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在道地产区找一百多亩地，竖个牌子，稍加打理应付外界而已，多数原药材还是从周边农户甚至市场中购进。这些企业的原料质量控制甚至基地GAP建设最终会流于形式。
广泛开展企业基地化战略应慎重考虑和充分论证，不可一哄而上，盲目跟风。GAP必须得到实施，但不是每家企业都有必要去建立自己的GAP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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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材生产现状
我国中药资源物种数已达12772种，除其中不足1％的矿物药材外，99％以上均为可更新的生物再生资源，尤以中药材为最，占全部种数的87％，涉及385科，2312属，计11118种（包括9905种、1208个种以下单位）。目前我国市场上流通的1000余种中药材中，主要依靠人工栽培的已达250多种。各地在生产中将中药材种植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种植习惯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北药、南药、怀药、浙药、川药、云药等道地药材，生产的规模化、规范化和产业化经营水平得到提高，呈现出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人工种植面积发展迅速
我国自1957年开始对供应紧缺的中药材进行人工种养试验以来，经过4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已经获得人工种养成功的中药材500多种，所提供的商品量占药用总量的70％左右。2004年全国药材种植面积1926万亩，比2000年增长了90.1%，比1995年的418万亩，增长4.6倍，为我国中医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目前我国中成药产值约为800多亿元，为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吉林省先后建立了人参等22个品种共36个省级中药材无公害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2003年中药材的产值已达35亿元。中药材种植已成为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渠道，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产业。
（二）无公害中药材基地建设起步
我国在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过程中，把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与中药材GAP基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大了中药材产地环境监测评价力度，突出抓好生产全过程的质量跟踪管理，逐步推进无公害产品质量追溯制度，中药材产品质量明显提高。河北省在无公害中药材生产管理中，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管理，实现绿色无公害，按照国家中药材GAP规范化生产标准，制定中药材无公害生产地方标准，推动中药材生产向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建设了安国、承德、巨鹿等10个基地，极大提高了中药材的质量。
（三）区域布局调整步伐加快
各地抓住中西部开发、退耕还林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机遇，以市场为导向，加大中药材生产布局调整的力度。许多药材主产省，通过对药材生产情况进行调研，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中药材产业发展重点。贵州、四川、陕西、河北、山西等主产区还制订了省里的中药材优势区域发展规划，逐步形成了一批大的中药材优势产区和特色小区。如宁夏自治区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强调发展有地区特色的药材经济，在沙漠上发展了2万亩麻黄基地，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药材，而且对当地的防风固沙起到了有效作用；云南文山县优化了三七的种植区域，扩大了生产规模，县财政80%的收入来源于三七生产和加工。
（四）产业化经营得到重视
中药材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是实现药材规范化生产、保证药材质量稳定可控的重要措施。近年来许多省出台了扶持中药材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加大了对中药材生产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大力推进公司加农户、基地带农户、农民合作组织和专业协会等多种产业化发展经营模式。如北京同仁堂、江西汇仁制药、广州白云山中药厂等企业，纷纷投资建药材基地，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签订购销合同。一些地区还涌现出一些中药材生产的经济合作组织，向农民提供种子、技术及销售服务，这些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促进中药材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农业技术推广作用明显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和农业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技术成果的推广，农业技术在药材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良种选育和良种繁育技术、育苗移栽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组织培养技术、微生物农药防治根部病害技术、合理的轮作和套种技术、配方施肥技术、合理的栽培模式等技术的应用，促进了药材生产的规范化发展和药材产量、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