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 陶金　　消费、投资、出口，被普遍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努力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调整经济结构既是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持续性得到增强。从某种程度上说，调整经济结构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抗风险能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经济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始终存在。从需求结构看，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结构既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又面临一次新的战略性调整机遇。当前，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的关系，深入挖掘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努力培育新的增长点，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稳定发展对外贸易。　　一是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扩大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最为根本的是要拉动消费，特别是最终消费。我们说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好的势头，必须千方百计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从长期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积累了雄厚物质基础，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扩大内需潜力巨大，这是我国的优势，也是我们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我们一定要抓住有利条件，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培育、扩大消费热点，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继续提高农民收入、部分优抚对象待遇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要巩固扩大传统消费，积极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训、养老、家庭服务等消费热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要加强商贸流通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电子商务。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努力营造便利、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要继续实施和完善鼓励消费的各项政策措施，大幅提高家电下乡产品最高限价，增加品种和型号，扩大补贴范围，完善补贴标准和办法，加强对中标企业的管理和考核，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完善家电、汽车以旧换新和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　　二是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要鼓励扩大民间投资，完善和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要加强和改进投资管理，严格执行用地、节能、环保、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和产业政策，切实防止重复建设。对有财政资金投入的建设项目，要加强全程监督，坚决避免以扩大内需为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确保公共投资真正用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空间。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看，投资对经济企稳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长期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不仅可以增投资、保增长，而且可以扩消费、惠民生，促进持续发展。如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不仅可以缓解部分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难，而且可以刺激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的支出，带动居民消费。又如投资于农村的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为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创造了条件，支持了居民消费。　　三是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加快调整进口贸易结构，加快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稳定发展对外贸易，坚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落实和完善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改善海关、质检、外汇等方面的服务，巩固传统市场，大力开拓新兴市场。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扩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努力培育出口品牌和营销网络，继续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积极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重点扩大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国内紧缺物资进口，稳定各项进口促进政策和便利化措施。同时，还要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等各类功能性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深化境外资源互利合作，提高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质量。